从一则医患矛盾报道说开去
请大家先来看一篇报道节选：[color=#00008B]
死者潘仁松，生前一直在合肥做蔬菜生意。潘的妻子张永华说，3日凌晨4时许，潘仁松因低血钾症突发，四肢无力，不能走动，被她立即送到省立医院。此时大约是凌晨4点19分。后来她打电话把丈夫的朋友孙世林叫了来。
张永华说，她告诉接诊的杨医生，病人是低血钾症，去年端午节也到省立医院急诊科看过。那次，医生立即给吊了补钾的水，水吊完后，他的病就好了，当天就回家了。张永华说，杨医生要她先化验血钾，让潘仁松到化验室窗口去抽血。“当时我丈夫已经瘫在床上了。我请求化验室的医生过来抽血，他们显得十分不情愿”。
抽完血，张永华焦急地等待化验结果。“期间，杨医生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当时我丈夫不停地叫喊‘心里难受’，痛苦万分，我就差没有跪下来请杨医生给我丈夫先补钾。在我们一再请求下，杨医生才开了一盒氯化钾口服液(5支)。我无法打开药液玻璃瓶，请护士帮忙，护士又是一脸的不乐意。这时，杨医生让我到医院外面去买桔子汁(氯化钾对胃有刺激，用桔子汁伴着喝效果更好)，尽管我怀有身孕，行动不便，但我还是三步并着两步去了。深更半夜的，我敲了好几家的店门，才有一位好心的老板卖给了我。等我返回后，杨医生又让我出去买一次性纸杯。等我把纸杯买回来，已是凌晨4点45分左右。按照医生要求，我给丈夫喝了3支氯化钾，但他一喝下去就吐了。又过了几分钟，杨医生让再喝两支，但我丈夫已经喝不下去了。”
5点10分，血钾化验结果出来，只有1.07(正常值3.5—5.5)，属于严重低血钾症。张永华说：“医生做了核实确信无疑后，这才采取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我丈夫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潘的朋友孙世林说，“我看到张永华在给潘喂药，而医生和护士却在旁边闲聊，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摸了摸病人的胸口，感觉到他的心脏跳得厉害，病人不断地喊心里难受。我催医生赶紧抢救，医生说，等化验结果出来。”
院方认为，诊治及抢救过程未违反诊疗常规
安徽省立医院安排医务处主任鲁朝晖接受记者采访。
他说，事件发生后，医院值班领导赶到现场，明确告知家属医疗纠纷处理办法：首先将病人遗体依法移送太平间保存。对医疗过程有争议，院方提出尸体解剖，遭家属拒绝。4日，死者家属提出要求：追究医务人员责任，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合计30万元。这天下午，省立医院就该病例组织院科学技术委员会讨论，认为该患者低血钾症的严重程度罕见，疾病发展异常迅速难以预料和估计，医院诊治及抢救过程未违反诊疗常规。
对院方的专家讨论结果，死者家属不满意。鲁朝晖说，8月6日晨开始，死者亲属20多人在医院门诊大闹，严重影响了门诊及医院正常医疗工作秩序。
由于这场医疗纠纷引起的冲突持续不断，省立医院目前已形成书面材料报告省卫生厅。这份材料未提到医院和医生任何一点过错或过失。但记者调查发现，当时值班的杨医生是某县中医院的年轻医生，是来省立医院进修的。张永华说：“如果是经验丰富的医生，我丈夫也许能挽回一命。”
专家认为，医务人员应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创新和发展医疗技术
安徽省立医院一位副院长认为，该病人的低血钾症是致命的。医学文献记载，血钾低于1.2的尚未发现有抢救成功的先例，更何况该病人的血钾只有1.07。病人入院时的症状身体麻痹、肌肉无力、心率失常，有时高血钾症病人也有这样的症状，如果不经过化验，医生是不敢轻易为病人补钾的。因此，医生的诊治没有过错。
病人家属认为，同样是一家医院，去年医生在化验结果出来前就采取静脉点滴抢救措施，病人很快转危为安。而这一次，家属再三告诉医生病人是低血钾症，医生却置之不理，延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患者血钾非常低，确实是致命性的，但未必就不能救治。低血钾症的病人生命有危险，但救治并不复杂，静脉点滴补钾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抢救措施，医生应该根据病人临床症状，先少量补钾，待化验结果出来后再确定补钾的剂量。
安徽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董明培认为，作为医生仅仅从制度和技术上考虑没有过错是不够的，按照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医护人员应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如果一个医生永远按照技术规程操作，那他永远成不了一个好医生。
[/color]
一个生命永远地消失了，然而令我们痛心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个体的消失，而是透视这件事所看到的社会悖理。
除了因悲痛及其他原因，而暂时或已经丧失了理智的人，谁都不能说医院做错了，医生确实必须首先确诊病情才可以实施治疗，否则就是故意杀人。但是为什么在患者家属明确报告了既往病史（低血钾症）后，医生不敢采信呢？难道真的是不相信患者家属的专业知识么？我看，与其说医生“不相信或者家属的知识”，不如说是“不相信患者家属的人品”。
生命没有如果，生命不允许假设，但我们可以假设事件。如果医生不等化验报告就按照低血钾症给予治疗、结果该患者不是低血钾症而导致患者死亡，那么很显然，只要患者家属申请医疗鉴定，这名主治医生就将被判处有期徒刑。就是在这种恐怖笼罩之下，医生选择了保守。
我不能说医生的自我保护是错误的，每一名主治医生的一生都会接触到几千个死亡病例，如果他不懂得自我保护，大概会在行医第一年就锒铛入狱。然而，虽然我们不能指责医生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求生欲望，却应该、也可以思考和批判导致这个恐怖的原因。
上个世纪末，我国出台了臭名昭著的医疗事故“举证倒错”法案，在医务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什么是“举证倒错”呢？就是指在医疗纠纷中，不是由患者和鉴定机构来证明医院诊疗方案有过错，而是医院需要证明自己实施的诊疗过程是唯一正确的。这个法案在医务界之外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它的重大意义，但是医务界却非常清楚其危害。
我记得“药王”王功力等老专家老权威当时就曾经指出：这是一个挑拨医患矛盾的规则，其作用将在今后几年来慢慢显露出来，必然导致中国医疗状况和整体医学水平的大倒退。
为什么呢？因为在医疗实践中，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唯一正确的诊疗方案。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生命不允许假设，你无法证明如果给死亡患者实施其它方案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么医生怎么办？他不想死，不想去坐牢，就只好遵守游戏规则，规则规定应当确诊后再对症下药、实施治疗，他就必须首先等待化验结果。
对症下药当然没有错，先确诊才能制定治疗方案也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低血钾患者的病历个案中，我们看到医生的这种“谨慎”，恐怕不完全是对患者生命负责的“谨慎”，而是掺杂着对自己生命安全负责的“谨慎”吧。
在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我们看到安徽省卫生厅官员说了一句大实话：“如果一个医生永远按照技术规程操作，那他永远成不了一个好医生。”
这句话，我相信每一位医生都明白，医生按照规则去做，治点儿小病可能还可以，怎么可能救死扶伤呢？怎么可能挽救危重患者的生命呢？但是明白归明白，谁又敢不按照规则去做？卫生厅的官员敢说这句大实话，那是因为他是官员、他不是临床医生。如果哪位医生真的这么去说、也真的这么去做了，恐怕虽然他可以挽救某几位患者的生命，却也“永远成不了一个好医生”了，因为他会首先成为一个囚徒，被褫夺行医资格。
一部法律法规的制订，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其影响必然是巨大和深远的。医疗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必然导致不可控的趋势和后果。
《立法法》的出台，让我看到了希望；个人财产入宪，让我看了光明。但愿我们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同时，坚决与日渐喧嚣的“仇富”“仇强”观念作斗争。保护弱势群体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弱势群体；法规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前提，需要全社会以弱为耻的意识认同。知识、能力的优势，绝不应该是罪恶，不能让“穷有理、穷光荣”的日子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