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官车”、“官游”、 “官宴”要花多少钱？

长风沙

财政：“官车”、“官游”、 “官宴”要花多少钱？

“官车”：一年3000亿元

中国有多少公车？养这些公车一年得花多少钱？

“八五”期间，全国公车年递增27%，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

到1999年，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乘人员在内的耗用为3000亿元。而1999年我国的地方财政收入不到5600亿元！

公车消费这个毒瘤，最早是从1985年开始的。

1984年以前，国家对公车控制较严。按当时的规定，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县团级以下的官员只能使用吉普车和自行车。

1984年，这个规定被取消，公车消费犹如脱疆野马，一发不可收。

公款购车的“雄起”，摧生了中国的汽车暴利时代。

随着“公车”数量的激增、档次的攀升，国家财政日益不堪重负。

目前在一些地方，公车公用占1/3，干部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也就是说，全国为公车开销的3000亿元中，有2000亿元是被私用了！

至于公车的维修、加油和配件更新，更是成为各种“硕鼠”腐败的温床，也是各级财政的支出“黑洞”。

“官游”：一年3000亿元

干部公费出国（境）考察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

到了90年代初，公费出国（境）考察已逐渐变成干部的一种福利、工作表现奖励、休假等性质。

而一些干部则把公费考察，作为“捞一把”的特权。

这份“特权”，如今除了被用在游山玩水、花天酒地、大开赌兴外，更被用于转移赃款，预留后路上，甚至成为贪官携款外逃的捷径！

2003年干部出国（境）达427万人次。

2002年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费用为3000亿元。这还只是出国（境）考察的费用，至于那些没有机会出国（境），在国内“考察”的干部花了多少钱，就无从统计了。

“官宴”：一年1000亿元

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为1000亿元。

“一顿饭一头牛”，群众对干部大吃大喝问题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据《记者观察》   

　

　

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诟病。

  但是，根据美国的数据：美国共有政府雇员1823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总数为2.8亿人。美国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达到了1：15人左右。

  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员大致有4000万人，如果以中国的人口总数为13亿人来计算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大致在1：32左右。

  在中国4000万吃财政饭的人员中，党政机关为700万人左右，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人，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科研、文娱、体育等公共服务部门。

  在美国，“吃皇粮的”政府雇员也是包罗万象，与中国没有什么差别。

  美国各层级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也占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这些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贫困救济等项目，政府雇员的“人头费” 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很低。

  而在中国，事情却是颠倒过来的：“人头费” 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费和竞相攀比、极其不合理的小车费用）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奇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

  比如，全国目前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费都在3000亿元左右。

  所以，最应该受到诟病的是中国各类“吃皇粮的人员”到底干了些什么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两个关键性问题。

  在中国，教育、公共卫生、安全、社会福利支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仅不能减少而且需要继续增加其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教师、医疗卫生人员、警察、市场秩序检查与监督人员如工商人员、产品质量检查人员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仅不能削减而且需要花大力气继续增加这些行业和领域的人数。

  也就是说，政府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为社会分配价值，公共服务方面必不可少的开支一定不您节省，而是需要大大增加。

  我们应该检讨的是：

  在政府财政支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必要的所谓管理人员“人头费” 支出？

  在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中为什么用于大吃大喝招待费和不合理的小车费用占了那么高的比例？  

　

  


　

财政支农资金竟有七成被挤占

每年全国的财政支农资金有2000多亿元，但70%以上用在了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

在不少传统农区，县一级的财政支农资金90%左右是用来“吃饭”了，地市一级的财政支农资金80%左右被用来“吃饭”。

特别是数额较大的财政支农资金常被“雁过拔毛”，种种挤占挪用的办法，让人触目惊心：

虚拟工程成本、虚列工程项目、需报工程量、把招待费等费用开支列入工程费等。

许多本应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资金，却被“过手”的单位用于购车、建住宅等。

                         据《半月谈》

  

  

向银行注资

　  有观点认为：假如中国在1990年就动手银行改革，那时所花的成本也许只是发行1000亿元人民币长期国债。现在，这个成本已经飞涨了。

1998年，国家曾用2700亿元特别国债来充实四大银行的资本金。

1999年又帮助四大银行冲销14000亿元人民币坏账。当时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9000亿元。

　　据了解，可以用来注资银行业的公共资源有三个：财政、央行增发货币、外汇储备。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均为国家财政部。

　　追根溯源，三者均取自于老百姓。财政收入来自于老百姓的纳税；央行增发货币相当于向老百姓收取通货膨胀税；而外汇储备看似离老百姓较远，但是外管局用于兑换外币的人民币也来自于央行增发的货币，所以实际上等同于第二种来源。

根据中行和建行2003年公布的2002年年报，两家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虽然在1999年四大银行冲销了14000亿元人民币坏账，到2003年，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又达到20000亿元。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决定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3725亿人民币)。

　　2004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2787亿元不良资产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署，这是国家在今年初对两家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再次对他们的股份制改造施以援手。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是国家最后一次为两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埋单。完成股份制改造以后，它们要引进战略投资者，这两个银行再出现的不良资产就不应当由国家来承担，由老百姓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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