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坛

 找回密码
 申请新用户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26206|回复: 23

何清涟:为什麽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动力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4-8-25 13:37: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什麽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动力



何清涟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衆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産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衆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衆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爲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衆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衆心里始终存在著一个理想中的中囯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衆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衆把目前中国存在衆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爲: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爲“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爲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象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衆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爲这是民衆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爲:民衆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爲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爲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爲,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熔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爲“贤相” 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衆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衆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熔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著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僞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衆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爲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衆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份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爲“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爲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援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份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爲,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衆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资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资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衆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爲本阶级的长期利益著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産的临界点上,因爲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爲了民衆利益著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爲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衆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産品。而在如今,民衆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资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资讯的权力,镇压民衆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衆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爲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爲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衆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物件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爲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藉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爲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衆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爲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爲中国有著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麽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麽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爲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爲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爲。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用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爲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贻d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爲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爲过分压榨而産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楼主| 发表于 2004-8-25 13:38:19 | 显示全部楼层
强烈推荐。特别是有明君思想的人看看。
中国危险。
 楼主| 发表于 2004-8-25 13: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爲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爲过分压榨而産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发表于 2004-8-28 17:05:40 | 显示全部楼层
何清涟 ,是位有思想深度的学者,我是这样认为的!

从这篇文章,我看出了他的深刻忧虑。

但,凭我的个人阅历,思想深度,以及对“材料”的掌握广度,对于这样一篇文章,我只有看的份了,根本无法作出“对”或“错”的判断,不是不想,是能力不及!

中国是否真的到了如此危险的程度了?我确实无法作出判断!

我倒是很想知道yangxu对此文章的看法!
发表于 2004-8-30 12: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对此文章的看法是:我完全同意这篇文章提到的两个观点。

“圣君清官”思想由来已久,其本质与民主精神相悖,恰恰是培育“非圣君非清官”的温床。改变千年来形成的习惯思维绝非易事,更何况形成这种思想的最大根源,并不是统治高压,而是经济基础。越原始的统治制度就越残暴,不外乎是由于整个社会价值很小,不残暴不足以拥有足够多的剩余价值。

如果说我对此文这个观点略有什么异议的话,那么就是我认为形成这个思想的本源来自于经济,而不是制度(统治高压)。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哪怕民主到唐太宗那个程度,也是过眼云烟,消散在历史长河之中。我不否认可能会出现“圣君清官”,李世民拟的诏,没有相关部门的核查盖章就不能颁布,有皇帝御玺也没用,这够“民主”的了,然而也注定依然是短命的。

更进一步说,有了经济的保障,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呢?就一般而言,可能是的,但是就目前中国而言,可能就不够。国民思想的形成和转变,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得直白一点,这是一个需要等待思想老古董们慢慢转变或老死的过程。然而中国的发展却远远高于这个速度,目前各地的特点依然是毛泽东用以制胜的“发展极不平衡”论断,我们有必要部分地、逐步地、主动地与“圣君清官”思想作斗争,力争在发达地区首先建立起市民对民主进步思想的先进意识。邓小平的“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毛泽东“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继承和应用,现在我们应该“要允许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也许“圣君”会有、“清官”也会有,但是不能对依赖圣君清官这种糊涂思想听之任之,也不能对树立民主意识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只是盲目地等待。以上两个方面我们都要做很多工作,既要破除落后思想,又要努力争取早日达到经济上的积累程度,并且除此之外,还需要力争在制度上主动地突破,做一些“揠苗助长”的事,不要只是被动地等待民主文明的来临。简单地说,这就是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之外,还要加上政治文明建设。


对于此文的第二个观点,“黑金移民”现象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和角度说明了贪腐的严重。我们可以尝试去分析这个现象及其心理,为什么要去美国呢?很简单,中美两国比较之下,美国是金钱的天堂、中国是权力的天堂,这是真正可怕的地方。这种“退出机制”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其造成意识形态的危害非常巨大。

如果说我对此文这个观点的疑义,就是我认为不应该仅仅看到其本身的危害,不应该仅仅去寻求制裁之道,虽然这也很重要。我们应该思考,这“两个天堂”的差别,反映了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真正的巨大差距。只有当权力只能成为有限资源分配范围内的有限寻租时,对权力的控制才有意义和可操作性,广泛的权力是不可控的。

由此深入,用更广泛的权力去控制造成腐败的广泛权力,也是错误的;用赋予广泛的人以广泛的权力去控制腐败,也是错误的,这都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这两种反对腐败的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控制问题,所以我们提出要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过渡发展到“制度反腐”。


另外,本文开头说到“政治改革”的内容,我略有不同看法。我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在二十年前完成,那就是“政企分开”、“经理负责制”,其重大意义在于一举剥夺了“党产”,从此只有国有资产,而不再有政党资产。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改革。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正如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前苏联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改革太多、没有抓住真正的政治实质。
文中还提到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我想,教育产业化与教育义务化不是矛盾的,而是各有涵盖的,互为补充和保障。我赞成普及教育义务化,也赞成高级教育产业化。医疗也是如此,我赞成基本医疗保障基础上的医疗产业化。当然,这些都不是此文的主要内容,不必深究。


附带一说,关于“黑金移民”:我不知道本文的写作日期,在本世纪初,国家安全部已收回所有高级官员的护照统一管理,高官外逃无路可通,这几年哪个高官跑出去过?这一点,按说身为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的何清涟女士,似乎不该不知道。
 楼主| 发表于 2004-8-31 10: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笑死人了。
转给大家看看:

以下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解放前向国民党政府统治发起的一次次有力的进攻: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
......................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
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楼主| 发表于 2004-8-31 14:31:3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几年哪个高官跑出去过?“
www.google.com查询一下“2003年 贪官外逃"。
何清涟应该能上网的。
 楼主| 发表于 2004-8-31 14:3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党在60年前就回答了如今许多人的问题。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思想,可以用党的英明响亮的声音来回答。
党啊。我爱你。:)
发表于 2004-8-31 16:41:50 | 显示全部楼层
对比一下:
//在本世纪初,国家安全部已收回所有高级官员的护照统一管理,高官外逃无路可通,这几年哪个高官跑出去过?
\\www.google.com查询一下“2003年 贪官外逃"

简直是只有小孩子才会犯的错误。好吧,再提炼:
//高官外逃
\\贪官外逃

这样就连小孩子也看得出来了吧。何清涟想必不会这么小儿科。





至于那些所谓“笑死人了”的帖子,更是毫无可笑之处。连政治斗争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政治。
即使不考虑斗争,仅仅讲究文字,这也成了悖论,反而更加证明了我说过的,在不改变经济基础、国民意识和政法体制的情况下,仅仅改变执政党对民主进程并无巨大改变。

幻想简单地推翻现政权、建立一个还看不到雏形的新政权,这个新政权就能带来民主与法制,无异于痴人说梦,依然是盼望一个“圣君”凌空出世,依然是改头换面的“圣君清官”思想。

这样的“圣君”会不会出现?我说过了,也许会有,但即便有也将注定是短命的,因为它没有基础。中国目前的基础情况是什么?是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一方面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拥有比上海更先进的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农村地区只能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解决温饱的地区。上海市民对民主、人权、法制的诉求,与贫困山区人民是大相径庭的,上海人选出来的政府,与山区人民选出来的政府也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政府被寄予了不同的功能和内容。政治这个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还是已经说过的,“要允许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我的这个帖子,我自己写着都觉得没意思,车轱辘话来回说。我还以为楼主转贴这篇文章,是思想上有什么进步了呢,是慢慢不再相信凭空就能出什么“圣君”、出什么“清官”了呢。
 楼主| 发表于 2004-8-31 16:53:52 | 显示全部楼层
oooooooo
佩服啊。快赶上伟大英明的党了。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申请新用户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守望轩 ( 湘ICP备17013730号-2 )|网站地图

GMT+8, 2018-4-22 10:49 , Processed in 0.044844 second(s), 17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