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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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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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语录特辑：爱真理，忠实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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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4/03/10 00:22   新浪文化

　　关于名人——

　　我最不高兴的是被人当作‘名人’，仿佛很了不起，其实空无所有。好像很多人尊敬，其实谁也不了解你。……”

　　关于写作——



　　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写小说从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关于《随想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关于冰心——

　　我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关于人生——

　　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关于讲真话——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关于爱——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关于萧珊——

　　三年以后，巴金把萧珊的骨灰捧回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沉痛地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关于旅行——

　　其实我这个人也并不特别喜欢旅行，更不爱游山玩水。我爱写旅行记，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写生活。”

　　关于勇敢——

　　我不是战士！我能活到今天，并非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关于祖国——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感情，我提倡讲真话。

　　对《巴金全集》编辑王仰晨说——

　　我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关于衰老——

　　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镜子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关于死亡——

　　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

　　关于母亲

　　“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核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关于“五四”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14:04:0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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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这不是一个作家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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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05:44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马龙·白兰度于2004年7月2日去世，他得到《纽约时报》这样一段伟大而忧伤的评论：这不是一个演员的离开，这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永远是这样——一个时代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离开。刚才，就在刚才，那个维系老人最后一系游丝的吊瓶宣布无能为力，一个叫巴金的老人离开了，转身带走一个时代，他顺着《激流三部曲》的余音飘向虚空，把史无前例的白话文小说文本革命抛在身后。谁承衣钵


   



？是否再走一遍成都正通顺街那条石板路？是否能听见一个叫“李尧棠”的圆脸孩子的哭声？是否连夜开车去一趟黄龙溪，看一看那棵古榕树下还有无梅表姐的倩影？或者是否站在卢梭铜像下抚摸当年文学青年的铿锵志向：爱真理，忠实地生活，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自己行为的裁判官……

　　老人的死早没有悬念，他那古树一样麻木的身体根本无法得知沧桑世事，他灵魂的弥留只是为了链接我们和上一个世纪文学生活的某种血脉，或者是强撑着对我们进行有限的安慰；但当这样的死亡发生时仍然像一次雷击，断然割裂我们与20世纪经典写作方式的最后一丝关系，大师已死，最后一个大师已死！从此之后，我们只能故作时尚、故作科技地在网上刷屏，把鸡零狗碎当圣经，把东拉西扯当福音，巨大的悲伤是：总有一天，我们人人都会成为手机短信的写作高手，但无一能像巴金以及巴金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为时代而写作。

　　没有人能够留住时代仓皇的脚步，该变的一定会变。我们生活在如此娱乐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拥有“超级女声”，可以拥有“奔月行动”，可以拥有MSN向每一个角落倾诉情怀，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也是无助的，因为我们被迫生活得这么快速但无法得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只能拥挤在这块大众的船甲板上集体拼命呼喊：“我好HI，真的好HI啊1

　　必须对上一个世纪进行凭吊了，那是一个可以把革命、爱情、文学三位一体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如今眼花缭乱的声光世界，我们的感官王国没有遭遇这样丰富的刺激，但我们却有阅读，我们却可以在昏黄的烛光下、在撩人的湖畔、在潮湿的小阁楼里阅读大师们用文字对世界最精妙难言的组合，在他们对时代深刻入骨的描写中发现自己肌肉痉挛，热血上涌，泪流满面了。

　　那时候夹一套《家》《春》《秋》是这样的时髦，但现在我们恨不得夹一款路易·威登才敢上街；那时候谈论“梅表姐”是如此的感性，但现在知道“中江表姐”的都超过“梅表姐”；那时候冲破家庭的束缚是为了革命和爱情，但现在半夜敲响门卫大爷的熟睡是为了去“空瓶子”与情人约会……

　　没有人能够拯救“阅读”的逝去，就像没有人能够拯救巴金的逝去，但我们仍然怀念那个伟大而忧伤的“阅读时代”——怀念当年一灯如豆下的温暖，怀念我们模仿大师们手笔给女友写下的一段又一段情书，怀念我们以为自己拥有某种信念的勇气，当然还有，怀念当年与我一样刚刚长出烦恼的青年在1986～1996期间在脖上围一袭围巾的傻样子。

　　这样的生活永远离去，这样的时代不会再来，我必须沉痛宣布：我们与整个20世纪的经典写作毫无瓜葛了，我们已不用阅读了，最后一个大师已死，带走最后一丝与上世纪的血脉关联，从此，我们要么自我放逐在文字荒原，要么去网上QQ聊天，去看慕容雪村、去看竹影青瞳、去看芙蓉姐姐写的东东吧。

　　一个时代离开，流沙从指缝滑下，永无阅读“革命和爱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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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生命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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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2:28 新浪文化

　　作者：李 辉

　　1，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巴金是长寿的。1904年11月25日出生，到2005年11月25日，他将度过101岁华诞。



　　长寿是一种幸福，然而，病魔折磨下的长寿却是晚年巴金的痛苦。

　　巴金早年身体多病。十四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曾想报考北京大学，却被检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弃。肺病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巴金的亲戚或友人中，就有多位因肺病而英年早逝。这就难怪在巴金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肺病痊愈后，巴金的生理机能却出奇地好。虽然七十几岁时，巴金已经步履蹒跚，言谈乏力，同另外几位老人比他年长或稍小的作家相比，如夏衍、冰心、施蛰存等相比，要明显衰老。但这只是外表，除走路、说话困难之外，他的记忆、思维一直非常出色。而且，我注意到，从1982年第一次见到他，十几年里，他的样子外表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而已。他一次又一次闯过难关，一次又一次挺过来再次拿起笔，一直到1999年病危时被插气管抢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自年过九十之后，疗养院和病房就渐渐成了巴金最后的家。在新的家里，巴金感受着家人与医护人员对他的爱，也承受着痛苦，在痛苦中继续着回忆、写作与思考。因为有优越的医疗条件，有爱戴他、尊重他的医护人员精心周到的治疗与照顾，同时，更在于巴金有良好的身体机能，有超出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坚韧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

　　生命在病房里艰难地延续着。

　　尽管写作过程常常显得艰难而痛苦。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力不从心。字越写越大，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一次我看到，他给萧乾写封信，两页纸写了几天，还没有写完。尽管早就说过要封笔，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做到。像他这样一个把创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1997年，他完成了译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着对曹禺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

　　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不如说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读它，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思想还依然活跃，还在用笔倾诉着心中的感情。

　　写完这篇《怀念曹禺》，巴金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年纪念。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1922年，巴金生平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是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这让他终身难忘。然而，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再也没有写完。这样，《怀念曹禺》也就成了从事写作将近八十年的巴金最后完成的作品。

　　陆正伟先生作为晚年巴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一方面为巴金拍摄了大量生活照片，一方面还为巴金读报、读刊物。从他关于病中巴金生活的记叙文章，我们了解到巴金每当听他念文章时，随时会发表评论。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关注着时事，关注文坛。

　　1997年，当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时，巴金感到非常激动。在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他特地在信纸旁边加上一句：“为香港回归欢呼!”

　　病中的巴金还是一团火，用他的真诚用他的爱感染读者、感染周围的人。每当看到有哪个地方受灾，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对“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也有着同样的热情。1997年夏天，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巴金、柯灵等人的签名本拍卖所得款项资助一所贫困地区的小学时，巴金欣然用颤抖的手为学校题写校名---石关希望小学。几年来，他到底给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为贫困学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没有统计过。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是汇款人就是这个写出《家》《春》《秋》、写出《随想录》的巴金。

　　对于巴金，想做的就是献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爱。不求回报，不求张扬。从热情投入社会革命到勤奋创作一生，从捐款十五万元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不间断地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在奉献着自己。用他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来说，奉献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三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巴金晚年又说：“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虽不能再写作的了，但他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一生追求，来证明自己的心永远与读者在一起。

　　二，攀上最后的高峰——《随想录》

　　1979年4月，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满五十年。与他同行的有孔罗荪、徐迟、女儿李小林。陪同巴金一行并担任翻译的是高行健——二十年后，他以法籍华人作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巴金在巴黎》一文，生动记叙了巴金重返巴黎的行程。

　　重回巴黎，巴金还是住在拉丁区。迎接他的是鲜花，是读者的簇拥，是演讲会上热烈的掌声，还有书店里醒目地摆放着的《家》的法译本。而在《家》之前，《寒夜》与《憩园》的法译本早已售磬。

　　身份变了，但对法国的那份情感依旧。高行健这样写道：“巴金的话不多，却总是朴实诚挚而谦逊，他谈到他来到法国寻找他旧日的足迹，谈到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谈到痛苦而悲哀的时候，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曾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来向法国老师们致谢来的。”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他写道：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巴金只提到了以上几位法国作家，他本应还提到与卢梭他们一起影响过他的那些俄罗斯人，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妃格念尔，更应提到他的“精神上的母亲”高德曼。他没有提到，但并不意味他忘记了他们。不，没有忘记。当年他赞美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牺牲精神，认同他们关于奉献生命的道德主张，现在仍内在地促使他对自己的无情反思。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巴金是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有那么深深的内疚和痛苦。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间发现自己竟走了一条如此漫长的曲折道路。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被迫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揣摩到的巴金的思考。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三，自我忏悔与说真话

　　巴金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从主张文学“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自然，真话不意味真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的问题。真理属于认识论，真话则属于道德观。真话虽然不一定代表真理，而假话却万万不会是真理，而且只有前者才是探索真理的途径。戈培尔说过“谎话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实”，从历史上看，这已成为对法西斯本身的嘲弄，从道德上讲，这显然也是做人之大忌。 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金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或许根本不能发表。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与那些未能挺过来走进新时期的人相比，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活到了可以重新独立思考的时候。历尽沧桑的他，终于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而去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一座令世人瞩目的高峰---《随想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者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四，最后的愿望：建立“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与方女士的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又一次病危，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无可能。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

　　生命在无奈中、痛苦中延续。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一百年行程中用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他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亢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我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他为百年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这也是他的自信。

　　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永远存在于作品之中，他永远与读者同在。（作者李辉为传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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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说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直觉得手心发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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