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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女儿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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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6 10:37: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爷爷奶奶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每次需要别人指给我,那个正在和别人聊天的人是你爸爸,这个刚走过去的女人是你妈妈。这个事我已经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谈论过了,为了转换我的不良情绪——怨恨他人,我会坚持把这事聊到恶心——更反感自己——为止。
     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了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一挨着皮肤就不自然,尴尬,寒毛倒竖,心里喜欢的人亲一口,拉一下手,也脸红,下意识抗拒,转不好可能变成洁癖。
 楼主| 发表于 2008-3-26 10: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岁出保育院,也是和大大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那时已经“文化革命”,爷爷经常晚下班,回来也是神不守舍,搬老段府之前就去了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一年回来一次,他的存在就是每个月寄回来的一百二十块钱的汇款单。
     奶奶去了一年门头沟医疗队,去了一年甘肃“六?二六”医疗队,平时在家也是晚上八点以后才到家,早上七点就走了,一星期值两次夜班。
     上到初中,爷爷才回来,大家住在一个家里,天天见面,老实说,我已经很不习惯家里有这么个人了,一下不自由了。他看我也别扭,在他看来我已经学坏了,我确实学坏了,跟着院里一帮孩子旷课、打架、抽烟、拍婆子——就是和女孩子说话并意图见识她身体。他要重新行使他的权威,通常伴随着暴力,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谈起这一段的事情,他矢口否认打过我,他记得的都是如何苦口婆心地感化我和娇惯我——有人向自己的孩子一天到晚检讨么?中国道德最核心的灌输就是要学会感恩——感恩戴德——不信你瞧一瞧看一看各媒体上表演的道学家们振臂疾呼的数量——数他们猛!——但是,是有了,非呢?
     有恩也是事实,爷爷——他说,小时候带我睡觉,每天夜里我都要“大水冲倒龙王庙”,说带我去食堂吃饭,我老要吃小豆饭,食堂卖完了我还要,赖着不走,最后他不得不给我一巴掌,把我拖走。有一阶段他很爱说我小时候的事就像我爱说你小时候的事——这是惊奇、惊喜——惊喜孩子长大焕然一新。是人性——正常的。说明爷爷有人性——相对、所剩多的意思。相对地说,爷爷还是喜欢小孩的,对你就很明显,对我——我失忆了——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也没机会表达,只能偶尔流露。据他说,他那时下班吃完晚饭经常到保育院窗外看我和大大,有一次看到阿姨不给我饭吃还冲进去大闹了一场。昨天晚上在一个酒吧聊天,一个朋友说老人对第三代好是想通过第三代控制第二代,我们都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刻薄,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是那个时代使那代人丧失了物种本能——我不想管这叫人性。人性是后天的,因为人是后变的,性情逐渐养成——潜入下意识,形成反射,譬如说恐惧。
     ——趋利避害你认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小孩可是都不懂危险刚生下来——这个我有经验,必须被环境教训过才知道躲谁。
     失掉过本能或者就叫人性吧免得有人矫情,本能恢复——我就叫本能!——当然格外珍惜,看上去感情强烈——像演的。
     我对爷爷的第一印象是怕。现在也想不起来因为什么,可以说不是一个具体的怕,是总感觉上的望而生畏,在我还不能完全记住他的脸时就先有了这个印象。
     说来可悲,我十岁刚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每天忧心的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他一离开家,他的面容就模糊了,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接近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每天下班他回来,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这第一面,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吓我一跳,陌生大过熟悉。
     他和院里另一个大人任海的爸爸有几分相像,大人下班我和大大任海经常站在一起猜远远走来的是谁的爸爸,有时同时转身魂飞魄散地跑,跑回家呆了半天发现爷爷没上来,才觉得可能是认错了人。我们必须及时发现父亲,因为多数家庭都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而我们一玩起来总是不顾时间,所以一看见父亲回来就要往家跑,抢在父亲到家前进家门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小孩们一起玩时也互相帮着望,看见谁的父亲正往家走就提醒这孩子赶紧撤,最怕正玩得高兴,身后传来爷爷的吼声:王宇王朔!那喊声真能叫人全身血液凝固。爷爷是搞情报出身的,神出鬼没,我们在哪儿玩都能找到,冷丁现身大吼一声。上初中时有一次旷课和几个姑娘去王府井东风市场 “湘蜀餐厅”吃饭,忽然听到厅堂内有人怒喊一声“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发现是一端盘子的喊另一个端盘子的 “王师傅”,北京话吃字,王师傅仨字吼起来就变成 “王缩”。后来我就听不得别人喊 “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到现在,谁也不怕了,别人喊别人王师傅,我这厢还是头皮发紧。
小时候,院里有两个小孩我和他们长得很像,一个叫北海,一个叫江红。江红家在老段府和我家住隔壁,江红妈妈每次我进走廊都要凝视着我直到她跟前。我就知道她拿不准走过来的是谁。北海妈妈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来就抢我的饭盆,我连忙叫阿姨阿姨我不是北海,她才发现认错了孩子,笑着往后面去找北海。
    爷爷也吼过人家孩子。
     也不是所有人家都限制小孩出来玩,我那时最羡慕的几家,都是母亲对小孩和小孩的朋友很友好,叫自己孩子回家也不恶声恶气的,欢迎小孩到自己家玩,有时还会请来玩的小孩们吃点东西,我们家是著名的不欢迎小孩来玩的,只有几个同单元的小孩是允许来的,爷爷奶奶一回来也要赶紧溜,奶奶是给人脸色看,嫌我们把家搞乱了,爷爷有时会训别人家孩子,他们还不算最过分的,院里有几家大人,看见小孩淘气还打别人家孩子。
     爷爷奶奶的理由是:院里很多坏孩子,怕我和大大受他们影响。他们不了解情况,我一直想解释一直也张不开口,我想告诉他们:不是别人家孩子坏,是我坏。我们本来就坏到一块去了。要说影响,也是互相影响。
     爷爷对他认为是坏孩子的院里孩子一点好脸色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力文,是爷爷认为的典型的坏孩子,每次见到这孩子人家叫他叔叔,他理也不理人家,还叫人家以后不要来找我们家王宇王朔。那样的粗暴,针对一个小孩的笑脸,是我小时候觉得最没面子的几件事之一。我十五岁第一次从公安局出来,朋友们为了祝贺我出狱,在我们家窗户下放了一挂鞭炮,爷爷正在跟我谈话,一溜烟跑出去,想逮一个,没逮着,在院里破口大骂混蛋,很多人闻声出来站在门口看他。我觉得他真是失态,心里就算郁闷也用不着这样,从那以后我就对他不怎么尊敬了。
     我小时候最恨大人的就是不理解小孩的友谊,把小孩贴上标签互相隔离,自己家孩子是纯洁的羔羊,别人家孩子都是教唆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被爷爷堵着门骂过,害人家挨家长的打,简直叫我没法向朋友交代,好在小孩间互相有个谅解,都知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喻,否则直接陷我于不仗义。直到我进了公安局,成了院里公认的坏孩子,被别人家长当作坏孩子隔离,爷爷自认为颜面丢尽,也不再好意思去找人家。
     你小时候有一次,奶奶开家长会回来,拿着小本子一条一条谈你的问题,说到老师提醒你注意和袁航的关系,立刻激起我强烈反感,我跟奶奶说:挑拨孩子的关系真卑鄙。
     爷爷的脾气是在 “文化大革命”中变坏的,我记得很清楚。
     爷爷去世后我曾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不要再和奶奶吵架,也是想看看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很遗憾,又没做到,前几天又和奶奶大吵了一架,也是去扫墓,清明节。我穿了一件砂洗磨边军装样式的上衣,刚买的,伊拉克不是打仗吗,时髦。奶奶一见我就说,你怎么穿这么一件衣服,我不喜欢。我没理她,但已经不高兴了。她又说,你那边蹭上油了。我那衣摆上有一大块黑,油渍状,是装饰。我还忍着。接着她又说,你怎么连件新衣服都没有。我跟她急了,说你管得着我穿什么衣服吗,你管好你自己好不好。她又来那套,你是我儿子我说你几句怎么了,关心你。我大怒,说你少关心我,你怎么还这样,就不会尊重别人,一定要用贬低别人的口气说话,你难道不知道你使别人、一直使家里人都不舒服吗。在这里,我把话头扯开了,扯到爷爷身上,你身上,说她一直用好心欺负你们。我在美国的时候,爷爷给我写过一封信,上面有一句特别让人揪心的话,说“你妈妈对咪咪比对我好多了”。他写这话是要我放心,我写信是不放心你,觉得我逃避责任,要他们对你宽一点,别老逼你写作业,主要是针对奶奶,要她不要给你的童年制造不愉快留下阴影像我一样。我大概是写了一些对她的看法,指她是恶化家里气氛的罪魁,写的时候挺动感情,还流了泪。奶奶回信大骂我忘恩负义,不忠不孝,她一番辛苦养了个白眼狼。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不可理喻。

     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对奶奶说过爷爷这话,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太伤她,虽然我猜她可能根本无所谓。那天忘了我说了句什么,也许带出她对爷爷不好的意思,她说,爷爷得病怎么能赖我呢。我主要是拿你说事儿,为什么咪咪不愿意回来,你把一家人都逼走了。她说孩子有错不能管么。我说孩子能有什么错,能错到哪儿去,是大是大非品质问题还是犯罪。她说我不就是她看电视晚管她吗。我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管的——你准是冲进去抽风。我说一家人谁对谁真抱有坏心想害人?嘴上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全部,不要再跟我提好心这两个字!
     我也疯了,一边开车一边嚷,嗓子都劈了。奶奶说,你现在脾气真大。我说,你知道你会给人一生造成什么影响吗,看看我,最像你。我说,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奶奶冷静地说,你在幼儿园。我说孩子最需要什么,需要理解和尊重,把他当个人,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还能信任她吗。我没有提爱,那是奶奶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我向她咆哮:家里人都死光了,你居然还不反省,你就当孤家寡人吧。我说你以后你自己跟院里要车去扫墓,我自己去我的。她说你怎么这样。我说咱们不亲密你不知道吗,咱们之间应该客气,你不要再对我品头论足,头发长短,穿什么衣服,一天吃什么,你不要上午给我打电话,你起得早不代表别人也那么早起,我什么时候半夜给你打过电话,你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想想。我说咱们是不同年龄的人,身体条件、趣味都不一样,根本没活在同一时代,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没说、不想太刺激她的心底话是:你过去不当回事,独往独来,不可能今天想要儿子了,就来一个儿子。过去我和她吵架时探讨过这问题,血缘关系不代表一切,你从来不付出,照样什么也得不到,没有谁天生对谁好的。
     奶奶不说话了,她现在最怕我不管她。前一阵和她聊天,说我有可能出家修几年密宗,她第一反应是,那我怎么办。她这种凡事先想到自己的本事我真服了。前面说的希望我再成个家只盼我过得好的话立刻不对味儿了。我歹毒地说,你靠自己呗,还抱什么幻想,还不明白人最后总是要孤独。把她说哭了,才说我也就是那么一说,也不见得来真的,再说出家也不是判刑,还能回来,没准我就在家修行了,而且你不还有一孙女呢。
     每回气完奶奶,我比她后悔,觉得自己很操蛋,怎么办,毕竟是自己的妈,她就不能招我,一招我我就特别歹毒。清明那天一早她打电话,我都出门了又回家耗了一小时,就因为觉得她催我。后来知道她是颈椎阻碍脑部供血不足忽然晕眩去医院打点滴想通知我,我这边一嚷她一句话没说慌忙挂了电话。好几次我跟她通话,旁边有人都会问我,你跟谁打电话呢这么凶。她是特别能激起我恶的一面的那种人,我对别人,周围的朋友包括半熟脸从来不这样,再瞧不上忍无可忍,也至多是一副眼睛朝天的操性。可能是因为是妈,不怕得罪。可能是吵了半辈子,形成了一模式,好话也不会好说,好听。和爷爷也是这样。其实我不恨他们,我再恨他们的时候只要多一想,离开人,就不恨了。清明第二天我有点内疚,回家陪奶奶吃顿饭,我们俩一起做的,都挺好,我嘴里还是一句好话没有,张嘴就是训她,后来我索性不开口。
     也就是这两年,才说奶奶小时候对我不好,还是她起的头儿叫我往这边想,有一次她跟你妈说,要我们多抽一点时间陪你。说我小时候她不常在,所以“你瞧他现在对我们的这个样子”。之前觉得她不近人情,有时庸俗,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反抗专制,觉得她一向在家里称王称霸,不能让她在家里独大,必须再出一个霸王才能生态平衡,让你们这些老实的家庭成员活。之后也不真那么想,只是吵急了眼拿这个堵奶奶的嘴,属于不择手段。平心而论,至少在我小时候,并不觉得父母不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对孩子不好,不拿这个当借口,假装心里有创伤,没那个概念。少年时代,完全不希望父母在身边,走得越远越好,才自由,在一起只会烦我。
     以上是2003年春节到四月“非典”暴发前陆续写下的。

  “非典”期间社会沸腾,我的心也散了,望文生义地用北京话翻译了一把《金刚经》和《六祖坛经》,接着你回来了,跟你一起玩了一个月,又睡了一个月觉,现在想重新捡起来写,觉得为格式所束缚。
     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总是为结构和叙事调子的问题困扰,总想获得一种最自由的表达,写着写着就不自由,容纳不下此刻要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一件事正写着一半就想说别的,可又不能放下眼下进行到一半的这件事,坚持把这件事写完,就可能越绕越远,中间又生出别的事,永远找不到接口,直到把要说的话忘掉。有的时候只好为一句话推倒重头写。譬如在这篇东西里,我感到我被自己列出的章节束缚了,这一章是讲我对爷爷奶奶的看法,而我时时想离题说点别的,压抑自己真是件很难受的事,关键是注意力也会因此涣散。写作是为什么,我要问自己,还不是要把心里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至少这篇东西只是有关咱们俩的,我说的你总是能听懂,我又何必在乎什么完整性和所谓流畅。
     我已经推倒重写十几回了,最早的第一章是我对你的一万字大抒情,一个月后再看觉得肉麻便删了,现在又觉得好,也懒得再恢复。现在的第一章是我在定中写的,觉得语气轻浮。这样删下去,永远写不完。昨天还是前天一觉醒来,想起一个形式,干脆用日记体,注明每天的的日期,想起什么写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情绪还在就接着写,情绪不在就写正在情绪上的,如此甚是方便,心中大喜。慎了一天,今天决定就这样写了,前面写的也不删了,就当做废墟保存在那里,没准写着写着又接上了。这样很自由,如果以后再改形式就再改,他妈的也没人规定一个人要给自己女儿写点东西还要一口气说个没完中间不许换腔儿的。
     一换形式就滔滔不绝,顺一阵子。能随便写真好。今天我很舒服,就写到这儿。我一顺就懒,就想无所事事地混一会儿。晚上我要去翠微路那边的一个叫“基辅”的餐厅吃饭,听这名字是俄国饭,菜里有很多奶油和番茄酱的那种。我小时候以为所有西餐都是那样的,当时北京的几家西餐馆只卖这种俄式饭菜。头一百次吃,至少五十次我吃完都出来吐。
  我有很多嗜好都是活活练出来的,譬如喝酒,譬如抽烟,不喜欢,也没需求,只是为了跟上大家。抽烟抽醉的感觉比喝酒难受一万倍,天旋地转乘天旋地转,永远除不尽的也吐不出来的恶心。可见我身上的很多习气本来不属于我,就本质说,我是个纯洁的人,如果有条件,我应该再安静、再瘦、再挑食一点。我跟你说过我的真正理想吧,当一家豪华餐厅的领班,看着大家吃,自己彬彬有礼地站在一边。
2003年9月14日星期日
     基辅餐厅在翠微路的一个地下室里,晓龙叫我先找水利医院,说这餐厅就在水利医院对面。开车拐进那条路,才想起水利医院就是大大去世并且停尸的那家医院。大大胃疼去水利医院看急诊,坐在大夫对面的椅子上滑到地上,再也没醒过来。这是两年前夏天的事,那天是周末,你正在奶奶家等我们回来吃晚饭。
     基辅餐厅很大,至少两三百平方米,铺着光滑的木地板,中间留出一块很宽敞的地方给客人跳舞,但是一抬头天花板是漆成橘红色的混凝土框架。这餐厅吸引客人的不是饭菜,是一支由乌克兰国家歌剧院演员组成的演唱组合,他们在这低矮扁平的地下室里唱前苏联的革命歌曲和意大利咏叹调。来这儿的客人都是中年人,有俄罗斯情结的。我们旁边紧挨的两桌男女都会讲俄语,跟着演员的每一首歌合唱,演员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唱,很陶醉而且忘形。点点姐说,好容易翻篇儿过去的情结又被迫找回来了。
     那几个乌克兰歌手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两个完全是老头,其中一个仪表堂堂满头银白发像叶利钦时代的叫什么梅尔金的总理,另一个脸颊和下巴也都耷拉了下来。他们穿着前苏联的军服,有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一个穿裙子的女中校、还有一个元帅,排成一排唱 《国际歌》。
     那个穿元帅服的老头最不正经,一边唱一边朝女士挤眼,还嘬着嘴唇吹口哨。点点姐说,俄国人两杯酒下肚就这个德性。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只是习惯地把他们统称为俄国人。


    军官们在我们桌旁唱了几乎所有我们叫得上名儿的苏联歌曲 《山楂树》、《喀秋莎》、《列宁山》、《小路》、《三套车》什么的。我点了首《华沙工人革命歌》,这是我觉得最无产阶级最有bao-dong气息的歌,一听就仿佛看到彼得堡积雪的街道,扛着长刺刀步枪的武装工人排着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推翻政府。这歌里有反抗压迫昂然赴死的气魄,我这种已经成为新资产阶级的人听来仍有所触动。我对点点姐说,看来革命先烈的血是白流了,每一滴都白流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波动不合时宜,也很无聊。点点姐问起一个我认识的以作品具有正义感出名的作家“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真的”。我说了我的观点,当一个人民的同情者——我们用的是“道德家”这个词,是不能光说说的,自己必须过最贫困的生活,把一切献出来包括生命。晓龙说,他认为切?格瓦拉够格。我说我还是觉得甘地、马丁?路德?金更像。我们聊了几句毛,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悲剧,他用暴力铲除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一刹那他做到了,接着他越过高点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他有没有机会避免这个结果?比较倾向这无关个人品质,在这种时刻和氛围他没机会。
     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暗暗不快,有一点阴郁悄悄爬上心头像一只黑甲虫。我开始找这阴郁的源头,也是一个回忆,两年前在另一间叫“大笨象”的俄国餐厅,我和这同一圈朋友在那儿喝酒,也有一支俄国乐队在那儿演出,不过是支电子乐队。我们喝的是“安特”,安徽伏特加,玉米酿的,口味清冽,我个人认为比这次喝的“斯米尔涅夫”还可口。我们一桌人有六个喝醉了。小明姐一直在哭,她丧失了现实感,以为是在小时候,那时她妈妈遭到关押,她吃不饱饭。她哭着央求坐在她旁边的每个人,要他们答应让她吃饱,并且不断地说,我饿我饿呀。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此处删去一行字)我不知如何反应,因为能反应的都反应过了,这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喝了很多酒但又无比清醒地看着这个现实,就像……就像……我也不知道像什么——就像等着锅里水开煮自己。我想你大概不要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我是指我,我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得十分不光彩就不在这儿跟你讲了。总而言之,这天的气氛和那天的气氛表面极为相似,我有点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坏了,以后我再去俄国餐厅都会有心理负担了。
2003年9月15日星期一
     今天起得有点晚,醒了已经是中午了,又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里杂七杂八的节目,彻底起来已是下午3时。昨天睡下的时候也是3时,晚饭在“昆仑”的新罗餐厅吃的韩国饭,喝了几瓶“真露”和我们自己带的一瓶“酒鬼”,饭后又去“苏丝黄”喝了一瓶“芝华士”。一起吃饭的有位金先生,是搞遥感治疗的,就是拿你一张照片,放进电脑里分析,诊断出你的健康状况,有病就在电脑里给你治了。金先生正在申请美国专利,并且已经在日、韩治了一些大企业的社长,获得了两笔风险投资。在座的还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很客气地表示了难以置信。金先生的理论一言难尽,有佛教“空”的概念,有老子的“天人合一”,有气功师们爱讲的全息理论,有量子力学的一些实验现象,有各种退休的老年政治人物表示支持的只言片语和遍布世界的成功病例和伽利略这样曾遭迫害和误解的科学先驱者的著名事迹,主要运用循环论证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自己醉倒。
     我最近喝酒有点奇怪,当场不醉,回家也不醉,第二天一觉醒来酒劲才猛地涌上来,甚至去吐前天存的伏特加。这个胃停止吸收了吗?
     北京冷了,一年又拿了下来。我认识的一个人去年曾对他的女朋友说过,我就想尽快把这一生过完。当时我们都大了,认为他这句话说得很牛掰。他还说过很多掷地有声的话,譬如“崩溃就是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

2003年9月17日星期三
     一闭上眼就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是视觉存在,一个是文字思维,就像电影画面上打出的一行行字幕,字幕消失了,自我也消失了。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
     心里很不静,还是不能拒绝金钱的诱惑,收了人家钱不做事,心里不安。我跟你说过我给两家影视公司做顾问,都是很好的朋友,摆明了是借一个名义送钱给你做学费。渐渐地就不踏实了,老想着该做些什么对得起这些钱,白拿人家的钱真不舒服,可要做事就是很麻烦的组织剧本的工作,就要去想平庸——只会使人的智力降低的故事——又为我痛恨。每天都在困扰中,要不要放下小说拍片子挣几年钱去,又信不过自己,之所以我始终没挣到大钱就在于我只能为钱工作半年,半年之内就烦了,必须脱离现实去写头脑里飞来飞去的想法,觉得这个无比重要,上升到为什么活着的高度。如果中国不是电影严于小说的国家,也许我用不着这样矛盾。年龄越大,容忍度越小,过去还能和他们玩玩,现在连朋友低级一点也看不惯。有一个拍商业片很顺手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朋友,前天低三下四地请我写剧本,被我当着另外两个朋友用近乎无礼的口气拒绝了,还顺带贬低了人家一顿教训了人家一顿。其实完全不必,不写就不写呗,何必这样激烈,有点见着人压不住火。不能尊重那些低姿态处世的人,是我的一个毛病,根子上还是欺软怕硬,那些有权势的我怎么也没跟人当面急过。这很不好,要么就跟所有人急,要么就该跟所有人客气,有什么分歧谈什么分歧,别假装暴脾气。
     本来是一个我有心理优势的事儿,现在弄得我不好意思,觉得做人出了问题。
     我越来越觉得我和这个社会有隔阂,有点愤世嫉俗,有这心态应该离人远一点,不要妨碍那些活得正好的人。从别人的生活中
  退出来既平静又焦虑,平静在自己的本来面目中,焦虑在于按捺不住表态的冲动。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地进入。我很怀疑自己不再次卷入世间的争名夺利。我跟你说过我的计划,那也不全是玩笑,这之前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并被那个世界吸引后,想的真是活着再也不发表作品。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的文字进行描写就像用方块字堆砌浮雕,把一座建筑还原为图纸,描来描去框立起一道透明的墙,千万色彩从笔画中倾泻在地,遗失在词句之外。
     十七号夜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猜想那个世界应该是用音乐语言描绘的。我们认为电子音乐具有指令性,是大脑可以翻译的一种语言,当我们听电子音乐时深感到受其召唤和支配,举手摇头,翩翩起舞。那是一种灵魂语言,我们的灵魂都被它嗅出,在那个世界遨游;那个世界根据音乐变化而变化,而成形,而广大,而绚丽,怎么能不说这是一种精心描绘呢。
     我们建议一个朋友做这个工作,翻译电子语言。他在电子音乐方面表现得像一个天才,从来没受过音乐教育,有一天晚上初次上来闭着眼睛把碟打得像一个大师,其嗅人灵魂的能力超过世界上所有“难拨万”的打碟师。我们中有两个音乐学院出来的,一个弹过十七年钢琴,剪过六年片子,和一个澳大利亚缔结好过两年自己也打过两年碟的姑娘;一个是资深电影录音师,都当场拧巴了。当天晚上我们还商议成立一个公司,签掉这个朋友做艺人,他的名字音译成英文叫 “我们赢了”,天生就是一个大牌缔结的名字。
 楼主| 发表于 2008-3-26 11:13:24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朔答编辑问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譬如一九八七年发在你社刊物《当代》的《浮出海面》——却要在小说里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跟自个儿方自个儿差不多我这么虚荣当然不能犯臭写成大团圆,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处女作——其实也不是处女了,中篇处女;但是招来一些埋怨,因为人都活着,还挺好。有点兜售隐私的意思——我;或多或少感到一点压力听到点议论,也是个苦恼。能不能不编故事了,就跟着生活跑,其实死、散,都是简单的办法,过分戏剧化,好像凡事都有个了结其实人活着,都不死,就要面临一个,以后呢?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几种口气都不太合适,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一盘散沙,因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会非常难受——你并非全知,一写就知道,只能假定读者更晕,看不出幌张儿,这个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另外,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一个结构问题,你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时候,结构特别麻烦,根本没可能一个视角讲到底,中间不换角度就有视野狭窄症的感觉。《致女儿书》是对女儿讲的,假装真挚的,很亲昵的一对一的私语口气,讲久了局限性就出来了。原来我想的是对女儿讲呢就有所讲有所不讲,有些话就她的理解力不能讲,或者说有些社会禁忌自然地就出来了。因为写作的时候老觉得不太自由,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对写作有太多要求以后,自己就有很多束缚,你挣脱束缚的过程特别难受,结果后来《致女儿书》是对我自己女儿讲,这样讲下去就觉得太隐私了,而且讲的时候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不好,好像就跳过很多叙事直接抒情了,太浓了就叙事而言,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并不好,好多地方跳过叙事直接抒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十六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有些事情社会接受以后反正我也觉得不好,就一直在矛盾,这矛盾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所以就造成所有的东西都写不完,写到一半,那段写的东西全都是写到一定程度找到一个叙事调子以后,叙事到一定程度后就叙事不下去了。最后就形成了瘢痕,索性有写作痕迹就有写作痕迹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作为小说来说,再自由的心态和方式恐怕也没法穷尽生活,我那时候也有个不太对的想法,也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想把生活全部穷尽在一个结构里恐怕也做不到。比如说写性,我想我现在写我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可以都写了,但是写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自己心情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肯定,我发现我还是挺道德化的一个人,自己开始审查自己,以一个老古板的眼光,就开始犹豫了,自我否定了,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在叙事上是失败的,基本上技术考虑偏多。

问: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们可能提到的,我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当然这特别妨碍我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特别想挣脱这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发表,这样就好多了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仍然有。譬如说,这里头全没有性描写,但我在另外一个小说里头写过。

问:是《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吗?

答:不是,那个我就没敢拿出来,我就认为不能拿出来,就我现在也认为不能拿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我老觉得是个社会禁忌。其实社会禁忌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当时写,当遗书写,也是一个姿态而已,就是不发表,或死后才发表。这么想你能放开一点,实际上也没有全部放开,也仍然受限制,所谓的道德观念或是什么的。

问:这是私人化叙事范畴里的?

答:当然是,就是不想做宏大叙事或者是观念性的东西做是非判断,做道德化的判断我都不愿意。依据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真实是第一的,道德判断根本就不是应该作者来下的,当然我认为读者也没有权力来下道德判断。但我们特别习惯于道德判断,这特别影响叙事,当然我自己不认为小说中谁虚构过什么,都是存在过的东西,不管是在你脑子里还是在生活里存在过。那因此真实描述是第一位的,因为有道德判断在前面之后肯定会做一些隐瞒在里头,或曲笔在里头,我觉得那个都会妨碍别人的观感的,或者自己的,写写就不诚实了。真正把性写真实了又特别难,实际上就是你不习惯讲真话的时候甚至讲真话的方式都找不到了,老实说我碰到的就是这个,因为讲假话的一堆,我们所有的文学技巧其实都是在讲假话,方便讲假话。烘托也好,比兴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遮蔽真实,或者把真实美化了,把丑陋的东西写得不那么丑陋了。讲真话想坦白地讲的时候特别困难,它就变成了只有直抒胸臆那么一个直接表达,但是这种简单的表达又不太适合表达复杂的东西,譬如说出现平行的这种心理感受的时候,它在一个叙事中要中断叙事来铺陈心情,讲一层层心情,把叙事节奏就打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接不上叙事,出现技术上的好多问题。


问: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答: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回事,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写自己的。私人化写作可能是观感问题吧,譬如说,(问:是内容问题吧?)我觉得不是内容的问题,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没有写过别人的生活啊,我也没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啊。因为写亲情,这种赤裸裸的亲情被认为比较私人化,而实际上我也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就说我们那一代人吧,亲情是被严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所以我倒认为这本书引起的共鸣可能会超过我原来所有的小说。所以你得从效果上来看它是社会化写作还是从题材上看,当然从题材看我从来认为我是有故事的。当然我认为我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不只我有代表性,每个人都有代表性,其实越个性越共性,我认为有好多作品不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它个性化不够,它概念化了,概念化是不可能引起共鸣的。要避免概念化没有别的,只能真实和极端真实,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不可能替代的,同样的故事不管亲情还是爱情,每个人经历的细节是不一样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必须把最真实的那部分写出来才可能避免概念化,否则真的会掉入概念化,当然道德化也会掉入概念化。

问:你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在女儿面前你感到行不通了。这本书也可叫“忏悔录”、“思痛书”。

答:你说的是自私的原则,是吧?凡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对我女儿也并没有比对别人更好, 但是不一样的是跟她自私时我产生了罪恶感,这是跟别人自私时没有产生过的,差别在这儿了。这个我觉得当然中国人不讲究什么罪恶感,咱们认为自己从来都很无辜,包括我过去也这么认为:错,永远是别人的。我只是在主张权利或更恶劣的:显示公平。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特别重要——有没有罪恶感,对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特别重要,假如你永远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永远看不到真相,天经地义也有可能不对。我们讲自私是人的本性,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评价就放到一边去了,讲利他主义也是在确保自私——生存的前提下讲的,要先活着才能利益他人嘛,一般人都这么说。有一段提倡大公无私,牺牲自己——放弃生存,这个底线算拉高了还是拉低了,分从哪头说。我倒认为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里头可能比传统儒家价值观先进就先进在这儿了,但显然不合人情没有实施下去,也确实不合人情造成了很大伤害,所以你看现在价值观复辟呼声特别高。但是我就觉得中国一场革命死了这么多人,大家一点进步也不接受,都回到老路上去了,真是血都白流了,回到老路上并不太平我认为。当然不讲缘由无条件牺牲自己,一般人也做不到;硬要别人做,强制别人做,用高压手段压别人这么做,结果只能是集体互相翻脸。价值观本身是先进的,操作过程太猛了,当然这是其他的话题了。但之前谁觉得过自己有罪过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是生活的受害者,这个当然使我自己觉得,因为没有罪恶感,你会把好多廉价的行为称之为爱,给别人点钱就叫做爱,叫博爱,才不叫呢!就造成满街险象,抓起来一问都是弱者——好人?这种怪事。说实在的,我认为价值观颠倒是造成人无力向善的根源——以本人为例。

问: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答:我觉得,我当然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甚至连我是什么种族也搞不清楚,连我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地老天荒就住在这儿的,但实际上不是,是迁徙来的,而且迁徙之远简直是,在这书里我才上溯到炎黄那儿,其实我得上溯到非洲去,炎黄不是周口店下来的北京猿人,我在书里追根儿追到北京猿人实际上是个错误,炎黄不是北京猿人是非洲直立人来的。我们老是强调我们的特殊性,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特殊,不过“性相近,习相远”而已,只是环境造成了一些差异,把差异当了文化。我们强调文化上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没有生物上的根据的,环境变了你可以随着环境变异,与时俱进么。你不必坚持你所谓的独特性,您不特殊,您很一般,您坚持的所有的跟别人反着的价值观都是无源之水,当初也是权宜之计,笨笨地承认残酷现实,给现象命名。老实说普世价值在我们身上是适用的,儒家和普世对立的这套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挺原始的,一点不高明。坚持这一套一有空就拿出来招魂的骨子里这是一种种族主义我以为,暗示我们的种族是独有的,具有不可调和性,且不说是不是优越,中国人太多都是种族主义者我们这里自己人人知道。这妄想恐怕都进入基因了,可惜它不建立在一个历史真实上面,是建立在一个假象上。最近复旦大学搞的DNA调查我们百分之百的都是非洲来人,跟北京猿人混血的一个都没采到,我们强调自己是龙的传人——爬行动物传人?要不要考证一下个别恐龙和猴子杂交的可能?说给谁听呢彰显自己的无知么?跟这世上所有人一样很没面子么?黄是中间色,肯定是黑白混的别不好意思承认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是非洲,祖宗之法、祖宗的规矩是:真相与和解。你还法哪儿啊?道法自然——岂是君君臣臣所能扮演的?失去了生物狭隘性,我觉得我作为父亲——复制生命接力赛的上一位传手也没有了优越的必要。我可不想当一个野蛮的儒家父亲,愚昧地认为位置靠前判断力就一定准确。孝,实在是弱者之间可怜的互相拴对儿的口头承诺。我的全部经验告诉我,正确的生活态度实在和年龄没关,非和年龄挂钩也一定呈反比关系。父亲所能做的、大发慈悲的就是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恶习传染给孩子,必须在孩子第一次发问时就学会对他说:不知道,我不懂。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堵住这只自上而下索取的脏手,并且随时准备揭发上一代乃至上上无数代的伪善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人失去本质了觉得特别痛苦,但实际上我们原来就没有什么本质,就是一系列的文过饰非这古老史,所有这些画地为牢以为纯粹的描述都是不合时宜的。我希望我女儿将来是个天性解放的不背历史包袱的,也不因为她的肤色她的来历使她到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有什么障碍。还是说到那句,就是说我们在精神上实际上是无产者,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没有一个精神特质失去了你就不能称之为人,或者不能称之为中国人这回事。我想跟她说的其实也是这个,因为她后来到国外去念书,她也面临很多文化困境。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还是那种古老的观念,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家庭,小孩子不应该背井离乡去外国读书,那不是一种发达、可炫耀的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那困境——反正已是既成事实了——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认为它不可逾越它就不让你逾越。不让出身成为孩子成长的累赘我觉得这是我做父亲的义务,不是教育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她好多格言都是错觉。


问:噢,原来这个根是这么写出来的。

答:当然写起来,就是往前,是从果往因那儿?,你就必须?到猿人那儿去。当然我这本书也有很多东西搞错了,因为当时有好多最新DNA测试结果不知道,加上是三年前写的东西后来没看,前面说的那个最近刚做的对中国人一万两千份的调查,复旦大学做的,上星期才公布。原来的历史只聊到我们是炎黄子孙,再往前就不聊了,周口店发现猿人化石就想当然地把它们和我们联系到一块,也是一笔糊涂账我就不说是认石作父了。

问:你是一个懂得推己及人的现代父亲。书里有一句话,“用我的一生为你的人生打前站”……

答:那都是很感性的话。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么一种前仆后继关系,我有了女儿后首先痛感儒家伦理有悖生活切实感受,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儒家伦常是保护老人的,是保护落后的,是反自然法则的。你看野生动物有养老的么?老动物们都自觉着呢。实际上养老是个国家福利问题,不是个人的生物义务,生物义务是养孩子,把DNA 往下复制, 你让他倒行逆施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反自然行为能力的,你把它规定为法律责任,你因此让他在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上产生罪恶感是不道德的。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丧尽安全感,下意识不自觉——个别人故意——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其实都破裂了但还拿铁丝箍在一起假装完好。老实说,我这一代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些破裂家庭关系的影响,多少人家演正常的父母其实已经疯了很多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往昔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并没有在中年以上人群中的心理上真正平息。中国的事情很镜相,总给人错位倒置感,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其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装文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譬如说家庭暴力大量的是父母打孩子,这何止是不道德,纯粹是犯罪,弱者的残忍。但是在我们的电视上随便一对父母谈到打孩子都不怕承认——坦承,口口声声为孩子好,我谢你了真不知道寒碜特别是父亲;心理学家的规劝都极尽温婉生怕惊扰、磕、碰、贬损了他这权力。善良民俗就认为这是可以的,他拥有这个权力,他终身拥有,不管他走到哪儿,丑恶到什么样,你都要对他尽义务。而且你要强调这个,你就让世代中国小孩这一生得不到他拥有的权利,实际上从一出生就剥夺了他免受屈辱、疼痛的权利。人是条件反射动物,哺乳动物都是。你打次猫试试,狗是奴才,狗能不反抗,猫反抗不了也跟你玩阴的——你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小孩组成的国家将来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党建军之初就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不打骂士兵,连队实行民主管理实际是官兵平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罗荣桓同志提出来的,这是优良传统哟。不打仗了,打孩子——什么情况?一家子老是打来打去也是会伤感情的哟。在我们这儿,孩子对长辈不敬的事与长辈对下一代的虐待相比是不成比例的,父母普遍虐待孩子或虐待过孩子,而子女反过来虐待父母的屈指可数最多是不爱搭理,因为父母的权力大得多,父母打孩子社会不认为是不正常的,国家也不干涉,但是孩子不体谅父母,社会就一片哗然,我认为这是不公平。这体会我自己有了孩子更深感到所谓父母之恩之虚幻,是旌表包裹自私举到云端的欺世。赡养老人当然是一个义务,我的意思也不是就不要赡养老人,但那种东西是国家的义务,不能转嫁到公民身上去,国家不许逃避责任!独生子女他们也没有能力这么管呀,一家四个老人、八个老人就是所谓亲情慰藉——走面儿,他都走不过来净剩落埋怨了,包括老人最后的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垂危火葬入土。一个孝子正经一点我以为每个月至少要去医院一趟陪护扫墓什么的——将来。你看现在这社会仍然在或明或暗地给孩子们施加压力,常回家看看呀如何如何呀,多陪陪老人呀,这东西会变本加厉的,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又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识上:你不这么做就是犯罪。那我觉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做父母的都是成年人了,至少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父母应该懂事、自尊,应该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人必须经历的,我作为成年人得自己去扛这个事,国家当然应该统筹一下,在我能挣钱的时候就把后事安排好,这实际上是一个服务的问题,反过来要求孩子不太好。我觉得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不太正常,孩子承担这么多的义务,父母拼命来要求孩子,说什么赢在起跑线上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赚钱机器,这就叫成功,表面是为孩子好,其实是想自己将来有个靠山,无情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这是一种颠倒,颠倒的人性,这不是爱孩子,所以就会出现那样奇怪的逻辑,就是我为你好我可以打你,我爱你我打你。我靠,不带这么聊天的。(笑)你说你爱我,其实我很清楚你骨子里是脏心眼,是叫我将来在你老了失去劳动能力后保障你——你不肯学习意味着你将来不打算为我的衰老负责任。你看这么多父母都快——已经——把孩子打死了。我靠,您这不是爱,爱是不能交换的,无条件付出,不要回报,想都不想,起这念已是罪恶了,付出中已经达成次级回报——快乐奖赏了;跟牺牲肉体放弃清白遗臭万年享受痛苦那种境界又怎么聊呢——听都没听说过吧?我国人群的基本价值观是混乱的,混沌不明的,越老越不懂事。

问:这本书你女儿看过吗?

答:没有。


问:从目录看你只写了计划的前两章,没有完成它。

答:因为后来老实说,我的那点勇气也已经耗尽了,这里头其实涉及到点隐私。这些人都还在,再往下写,我觉得涉及的人再多的话,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我认为我女儿不会说什么她不满最重的口头语就是:太过分了。但涉及到的成年人未必会如孩子般谅解我,年龄越大的人面儿越薄你没发现么?自我往上年代的人都特小心眼,越没什么越盼什么,对什么越敏感……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是最激烈的,因为大家之间没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好像聊这个是把它视为家丑,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丑,这证明中国人是有情感的,在家庭里头才能显示情感,当然大家可能认为情感就是互相容忍,但我认为那不是情感是客气,真正的情感只有在冲突中才表现出互相的情感深度。其实大家都很没面子老实讲,谁有什么面子啊我都不知道,但大家都维持一个默契好像不说就都有面子。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天天有勇气,所以我不再往下写了。我现在什么心理啊,挺矛盾的,比发表别的小说不安,反正我就想看看大家有多正经就想看看,等着看别人说我如何地不顾别人感受呀,等有人认为我涉及到其他家庭成员不懂尊重人呀什么的。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想看看大家什么反应呢,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就是得罪得罪,反正早已经得罪了,互相得罪而已,别假装好像挺好的。(笑)谁要觉得被得罪了,活该,就照死了得罪。骂人身体健康。写了嘛我文责自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社会禁忌。(笑)谁都不好意思公开谈论,觉得好像谈论我犯了什么大忌似的。

问:所以《致女儿书》?三年写了以后放了这么久才拿出来也跟你今天的心理状态有关。

答:对呀,后来包括《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跃出本质谓之骇》呀都是后来写的,基本上每年都要把脑子里的事重写一遍,想找一个新的叙事方式,哩哩啦啦的发现也写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吧。(笑)不必再合在一个大叙事框架里头,这是过去那种文学观念造成的,好像一
个文体有它文体的纯洁性和完整性,其实在今天这个密克斯的时代根本无所谓了,都跨文体了,反正把事说清楚了感受说清楚了就可以了。包括那种很可笑的自我束缚的观念,什么长篇小说怎么也得十二万字以上,今天显然不能成其为理由是吧,就是特别形式化,下意识里就有这么个概念,这么简单要破掉它,说实在的我花了多少年啊,花了二十多年才破掉。什么长篇短篇,差不多就行了,有感而发写哪儿算哪儿,今天破了你觉得这事特可笑,可当时你就不这么想了,觉得不到十二万字就算没完成就搁下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真实可怕的东西就是因为不合发表体裁都没有拿出来压在各家箱底儿了。原来出版社门槛太高,势利眼,网络时代就可以了。

问:你现在的创作应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自主意识更强了,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更自信了。

答:当然有变化了。其实是更自信了,就是我原来老实说是要照顾读者,就是有包袱必把包袱给抖了,追求效果甚至不惜破坏节奏,就是话都说得特别满。因为你把话说得满了,很多其实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话,花哨的东西,就加了色儿了,很多读者会给你廉价的好评。觉得逗读者乐特别有意思。可那么写的时候,老实说你写作的动机就不真诚,写写就不真诚就变得油滑了。后来,当然也跟那个时候写作的目的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是沽名钓誉,不是说现在不沽名钓誉,就是说那个时候主要目的是沽名钓誉,效果是重要的自己不重要。写这个的时候是当不发表写,写得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有了罪恶感写和没有罪恶感写,跟以前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怎么感觉是不一样的。

问:现在你的创作可以称为向内转吗?就是完全追求一种个人内心生活的独立性。

答:对,因为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宇宙同构”的道理,就是说同一个世界,就是社会上的东西全都可以集中到内心中来,不必借助外部的东西,过分地诉诸客观的因素吧就会把它情节化了,情节化的东西我觉得会影响认识,而一般的社会生活相似性太强了,大家也无非都在吃饭聊天,泡吧什么的,所以我看现在那些年轻作家他感受很真实,可是有相似感,因为生活太相似了。过去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在毛时代是有它的独特性的,所谓地域性特别强,你(的写作)就可以建立在地域上,包括农村生活,普遍地跟城市生活是不一样的,好像农村生活你从情节上看它就不一样,现在这个地域性被冲淡了,你不管内心的话你借助外部你天天在饭馆里聊天,酒吧里聊天、泡妞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后说的话会趋于一致,你碰到的感受、受到的困扰都一样,就没有你自己存在的必要了。甚至就是说每个人好像只能写一本小说,写到第二本就开始重复了。我当然也碰到过这种东西,我也有过自我重复的东西,所以你必 须只有内心的丰富才能摆脱这些生活表面的相似。当然,在描写内心的时候,你也有拿感性 的东西写还是拿理性的东西写的问题,看上去拿感性的写舒服,但是他太缺乏理性就会叙事 不长,叙事不长就没有节奏,在里头就没有支点,情绪发泄完了之后就不行了。而且情绪在 一天中是不停起伏的,情绪高的时候写什么都有意思,情绪低的时候怎么看都没意思,用情 绪是支撑不了太长的写作的,好像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只能是不停地乱写吧,情绪高的时候就写,情绪低的时候就不写,只能这样。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写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方方面面就显示出一种呼应来了。

问:感觉你现在怎么写写什么都能成。

答:我现在在写的时候也有自由感了,就是,这其实跟追根有关系,就是追到根上再往回写,特别好写。之前假如停留在生活的印象中写,写写就收不起来,就会出现好多廉价的感慨,廉价的感慨可能每一个作家甚至那些写歌词的人都能发出来,那我其实觉得你要自己写作有存在的必要的话你怎么也得有点跟别人不大一样吧,对吧?就不说高低了,你得跟别人不一样。你要跟别人一样、相似的话,就会打击自己的自信,这个甚至我都不认为是多么深入的问题,就是功利性的要求,你就是为了功利目的也得这样。你要跟别人完全一样就没必要存在了。说实在的,到上个礼拜我的认识才告一段落,在写这书的时候都算在认识的过程中,但比过去的认识深了,处理的题材还都是这类题材,个人生活有什么区别呀,都在家呆着呢。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我没有了。说真的,我特别犹豫,原来我想再写一点,但也不想写了。这里头,我也需要一个勇气,我的勇气也有限。简短点吧,说多了反而言不由衷。最后想对我妈说声:对不起。要是冒犯了谁使谁不痛快了请你这么想:反正咱们也不会永远活着,早晚有一天,很快,就会永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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