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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二十强兵败真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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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1 21:29: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部份:天津首发名单是中国足球盖子上的封条
多年以后,当少许还记得这个国家曾经有过“足球”的人们想起6月22日中国队对澳大利亚二队1比0这场比赛时,一定会有黑色幽默的感觉,整个二十强赛唯一一场胜利却是这次完败的缩影,胜利比失利还要猥琐,当领队蔚少辉在异国更衣室带领队员们喊出“杜伊傻逼”时,当这项职业运动的死因竟被一份出场名单作为托词时,足球已死,“足球”在中国已完全异化成“行政”的玩具,是体制内的谢亚龙把“奥运”极端化后必然的产物。
1、领队率先喊出“傻逼”口号是预先设计的台词
在阿里汉国家队最后一场因点球未进导致中国队被淘汏的郑智,在杜伊科国家队最后一场仍点球未进,在阿里汉国家队犯下致命错误的孙祥,在杜伊国家队仍然犯下错误,无论是郑智的点球还是孙祥打进的远射都无济于事了,但,上一届的主角这一届仍然推动着故事发展,很诡奇。
但真正诡奇的是:领队蔚少辉赛后率队员们一起大喊“杜伊傻逼,福拉多牛逼”,声音响彻异国的更衣室,这是中国足球史甚至世界足球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一幕,作为一级行政主管带领队员公开向主教练发难,是昭然若揭的行政行为。作为谢亚龙亲信中的亲信的蔚少辉在杜伊上任之初曾经力挺杜伊,这个行为背后有什么目的?
人称“四哥”的蔚少辉是中国足协一道政治沉浮的风景,从王俊生时代的失意到阎世铎时代的彻底边缘化再到谢亚龙时代的东山再起,曾经游走总局大院打点秋风的他对谢亚龙感恩戴德,他是谢亚龙下放到前线球队中一个“同体”,正如上次足协“封杀”央视是他不折不扣执行谢亚龙命令,这一次他公开鼓动球员赛后第一时间在更衣室向杜伊发难并有意让媒体知道这种重大行为,是预选设计的政治台词。
“四哥”是奉谢亚龙旨意这么做的,必须牺牲杜伊科维奇才能保住更重要的事物。虽然这么做具有相当风险,因为杜伊是国奥队主教练在“奥运至上”的策略下伤害杜伊可能也会伤害到奥运备战。但当初决定让杜伊走上前台时就注定有这个负作用,把福拉多当替罪羊很难让媒体相信,何况媒体的谴责一向不能伤害到足协核心层面的运作,当二十强赛前夕杜伊慨然务谢亚龙表示必要时他可以负起责任,这已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牺牲杜伊和让杜伊自我牺牲是谢亚龙行政博弈的一个高招,后来逐渐沦为谢亚龙行政“同体”的杜伊,接受了被谢亚龙牺牲掉这一事实,因为从去年底始他就明白——他的中国之行只是拿到合同中的钱,走人,和振兴中国足球无关,和媒体评价更无关。这和某中国乒乓球教练去马尔代夫执教,他在乎的是马尔代夫乒协主席而不是该国媒体是同样的道理。但对此杜伊早有预感,从二十强赛开打前准确说是在重庆四国邀请赛时就意识到他将被推上风尖浪口,他倾述着自己头痛失眠抑郁,他说他已感受到未来的无助和孤独……
2、“血性”杜伊怎样渐变成为谢亚龙的“同体”
事实上杜伊在就任中国国奥之初表现非常出色,在亚运会血战伊朗队征服了媒体也征服了足协,谢亚龙曾经向崔大林喜形于色的表示:怎么样,我选的人对路了吧。杜伊凭借他铁血的战术纪律,简单而行之有效的边路进攻将国奥打造得有型有款,除因过度集中导致状态低迷的南非八国赛及后来的沈阳四国赛外,他表现出应有的执教水准。
曾经血性的杜伊的“同体”异化出现在去年底和今年初的是否“一肩挑”上,正如我当时的迷惑,杜伊不断向熟知的记者表达出某种对未来的绝望和他对“一肩挑”的烦躁,一个好的体制可以把一个坏的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体制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何况——杜伊来自与中国国情如此相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更神秘的一层人事关系,其实杜伊科维奇渐渐成为谢亚龙的“同体”,早在南非八国赛惨败后,谢亚龙通过在北京和沈阳两次重要密谈就搞定了杜伊,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老江湖杜伊很快明白,他最可靠的老板就是真正能让他顺利拿到合同工资的谢亚龙。那两次密谈没有更多人参加,但外人仅从之后杜伊对谢亚龙言听计从就知道,两个社会主义背景的政治尤物终于结合了。
相信包括谢亚龙在内的圈内人应该同意我这个杜伊演变的时间划分,即南非八国赛+亚洲杯+二十强抽签揭晓,中间包括了驱逐贾秀全、接替朱广沪、全面接管国奥和国足,这三步杜伊都向谢亚龙低头了,所有国家队内部的人都知道,杜伊后来彻头彻尾把谢亚龙当成老板,无论从人事还是技战术都言听计从。在一系列交锋后他终于和谢亚龙对上默契的眼神,他甚至对队里一些恭维他的核心队员说出了“我不是你们的BOSS,谢,才是我的BOSS”,在南勇和谢亚龙微妙的关系中,杜伊从此逐渐走出职业足球的色彩而进入谢亚龙设计的行政足球圈子。
杜伊没什么错,他只不过做了一个东欧教练该做的事,或者一个外籍教练来到中国百慕大无奈的自我保护。可中国足球传媒并不习惯用独立的思维来判断波诡云骛的情况,更愿意相信长期合作的“独家”渠道给出的素材,国足兵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配合足协把炮口对准杜伊,认为是杜伊害死了中国足球队,焦点就在那份中卡之战的首发名单。等人们冷静下来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领队和主席们有意给出的一个呼叫转移,如果一份首发名单害死了中国足球的世界杯之梦,杜伊也太有能耐了。
3、那份首发名单为什么不是杜伊一个人决定的
进入问题的关键:那份首发名单到底是谁定下来的?
见诸报端的都是“杜伊一意孤行定下由黄博文刘健担纲的首发,两位主席前往做工作也不能动摇他的决心”。我也一度这么认为,我甚至听到更可怕的传闻,杜伊是出于某种神秘原因才定下这么一个必败的首发名单。
但事情显然不会这么天真,一个知情人透露(请原谅我使用这个俗不可耐的称呼):无论是男足女足,无论是国奥还是国足,没有一个外籍教练可以个人定下一份首发名单,杜伊在中卡之战也不例外,按照中国特色,主教练拿出一份名单后先得和中方即“队委会”集体研究通过,才交由分管主席定夺,再交回到外籍教练手中以外教的名义传达至更衣室,令人吃惊的是,即使连当时的多曼斯基也不可能全盘由自己定下首发名单,包括伊丽莎白,包括克劳琛、阿里汉、米卢,但在足协主席层面,这就是纪律。
具体到这场中卡之战,中方一直在给杜伊包括福拉多强化一种思路即黄博文这种奥运适龄选手应该重用,谢亚龙也在赛前对杜伊强调了某种有利于备战奥运的思路,作为奥运代表队主教练的杜伊当然心知肚明,虽然当时外界都在狂喊“拿下两个主场中国队就出线”,可是真正懂得足球竞赛残酷性的人知道,在卡塔尔客场没有拿到至少一个积分后,中国队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已出线无望。这是一个奇怪的场面,媒体疯狂地唱着高调“全取六分”,而国家队核心层却已看到出局的结果,天津的两个主场其实是一个障眼法,是一场做给媒体和球迷看的“血拼主场秀”。当时有足协核心层面的官员就明确对记者说道:“出线,这时候你还关心出线,出个屁啊,能够把后路留好是最大的选择了,球迷和媒体的批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局早就说过‘08年奥运会才是中国足协第一任务’。”
这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前提,每个人都在狠批杜伊对黄博文的使用,很少有人去想一想,黄博文是福拉多而非杜伊喜欢的球员,几次国奥集训杜伊并未招黄入队,反而是福拉多频频将他带到国家队……还有首发的刘健也不是杜伊喜欢的球员,可刘健与黄博文这两个福拉多的爱将就此坐上了首发名单,这是为什么?兵败之后最流行的主流新闻是:“谢亚龙对首发名单大吃一惊,百般劝阻杜伊毫无作用”,这不仅是假新闻,而且用下作手段为谢亚龙开脱,这不符合“队委会”历来的程序,也不符合谢亚龙一惯的爱好,在中国足球如此重大的世界杯生死之战足协主席不可能不知道主场首发名单……
谢亚龙根本不敢公开说他对首发名单不知情,因为按中国体育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分管副主席不知重大比赛上场名单和技战术核心,就是渎职,兵败后难逃责任,细心得连球队训练究竟该长传还是短传都要干预的谢亚龙,怎会不知道这个首发阵容。
无数证据显示,这场比赛的名单根本就不是杜伊一个人,当然也不是其他某一个人定下来的,而是多头制订——中方教练+队委会+杜伊+福拉多+主席最后拍板……但最后由公布名单的杜伊来背上责任,这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游戏规则,最后兵败由杜伊来负责任,从这一点,杜伊还算仗义。
4、更衣室里究竟有没有人被打?
文章写到这里,同样身为奥运适龄选手的周海滨该出场了,按理周海滨更有资格进入首发但他突然消失了,赛后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到杜伊身上,但这里面又有隐衷。
“周海滨赛前被队友打”已被盖棺定论为假新闻,媒体花了很多时间采访全队将士,得到的说法都证明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新闻,蔚少辉还要以“党性来保证这是假新闻”,可是无风不起浪,也许把它说成是“假新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假新闻?关于球员的隐私并不在本文揭示的范围内,这对球员不公平,但是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在出线希望渺茫的时候,中国足协对更衣室的控制力根本不像领队和主席们说得那样强大,这届国家队里打架、扇耳光的传闻不绝于耳,还有更恶劣的事情。足协对媒体控制得很好,并不意味对更衣室控制很好。
我不想去判断周海滨或王栋是否被打过,是否存在那个“天津大哥”,可我希望一年以后,请蔚领队再对着党章说一句“我以党性保证没有此事”,也请球员们异口同声说一句“我们更衣室里很团结”……
所以,得感谢足协招待记者们吃的那几顿饭喝的那几瓶酒,很多年来,中国足协都没有对记者这样的恩惠。事实上这届国家队做得最成功的也是唯一成功的就是搞定了媒体准确地说是所谓“一线记者”,历届国家队的一线新闻报道总会有正反两方面的抗衡,总会有力量相当的观点交锋,哪怕是2001年十强赛出线,可随着中国足球的极度下滑和大量成熟记者的淡出,在“在中国足球艰难的时候更要站在支持足球的这一边”的名义下,我们看到的是大量无关痒痛甚至是偏离真相的新闻,其实际效果不是“支持中国足球”,而是“支持中国足协”。
人们想必不会忘记二十强赛开赛前的“挺杜倒福”的运动,主流媒体主流记者力挺杜伊全面接管国足以改变福拉多的“保守”,人们同样不能否认在二十强赛兵败后第一时间就掉转枪口“批杜挺福”吧,这种风向变化当然是那个隐秘的“国家队新闻工作小组”在起作用,屡屡在重要文章出台前征求谢亚龙的旨意,牢固控制住更衣室真相的披露,与国足领队蔚少辉率部狂呼的口号如出一辙,领队的口号是谢亚龙预先设计好的行政台词,而那份首发名单是一道由谢亚龙点化的咒符,封住这届国家队真相的盖子上,只有揭开这份名单和这句台词的秘密才能知道真相。
5、  在“奥运至上”旗帜下谢亚龙导演了一切
“杜伊和福拉多之间因为争夺指挥权产生矛盾”。这其实是中国人疯狂的臆想,他们或许有过争论,但肯定不会影响到交情,他们都来自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深知体制内的微妙,都是长期混在足球第三世界的人精了,犯不上参与到无谓的斗争中去。
这确实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怪现象,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开打时还在猜测谁才是真正的指挥者,但谢亚龙知道,这种混乱的局面正是擅长搞政治斗争的他喜欢看到的,人们越糊涂,他就越清醒,因为这可以满足谢亚龙一个功利的要求:奥运足球。也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要制造出这种模糊界定来保护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免得二十强赛被淘汏后影响到国奥备战,这从新闻官董华莫衷一是的表态中可以证明,可是事与愿违,杜伊越来越被外界认为是真正的男一号,随着二十强赛一败涂地,杜伊也成为外界诟病的直接对象,这时谢亚龙做出任期内一个大胆的决定:牺牲杜伊,牺牲杜伊并非要保护已无关痒痛的福拉多,而是要保护自己,通过能控制住的记者来控制新闻走向,再让蔚少辉率不明真相的球员大骂杜伊“傻逼”,把一场建国以来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归结于一份首发名单上,于是,一场本应从体制深度展开的反思,就止步于“一份名单引发的血案”了。
蔚少辉带头喊出“杜伊傻逼”将成为国际足坛一个笑料,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一个领队,而且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恶作剧却被媒体们信以为真,认为杜伊成为国足兵败最大祸根,这是谢亚龙最愿意看到的。如果愿意回忆,其实杜伊在最后两个主场几乎在场边不说话,大部份时间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根本不像是一个男一号指挥者,他用身体语言说明这场比赛和他有关系但并不是唯一关系,因为,虽然那张写了首发人员的纸张虽出自他手,可二十强赛的比赛本来就是“集体智慧也是集体指挥的结晶”。这才是真相,领队率部大骂“杜伊傻逼福拉多牛逼”,是中国式的欲盖弥彰。
媒体非常多情地编造了“杜伊向队员就战术和首发名单道歉”,可杜伊否认了这一消息:“我从来没有向队员们道歉承认过首发阵容有错误,我认为上场队员打得很好,道歉一事是媒体的杜撰”,他不可能承认,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一个人的杰作。
我想我已经把整个二十强赛的线索理得够清楚了:为了奥运足球,谢亚龙彻底控制住了奥运代表队主教练杜伊,这无可厚非,在世界杯预选赛赛程和奥运备战出现矛盾后他让杜伊一肩双挑,在中国足球人才储备稀薄的背景下,这也是无奈之举,但在总局有“今年中国足球的第一任务不是世界杯而是奥运会”的指示下,他把这个指示极端化了,当二十强赛与奥运会产生人员和赛程矛盾后,特别是在二十强赛出线渺茫后,他果断地舍弃了世界杯而去保住奥运代表队,杜伊只是一个战术傀儡,福拉多是傀儡的傀儡,领队是主席派到前台的大堂经理,当“杜伊傻逼福拉多牛逼”响彻澳大利亚赛场更衣室后,当如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的场景一样人们去狂批外籍教练愚蠢可恶不可饶恕并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后,置身于漩涡之外的谢亚龙,悄悄地笑了。
这已成爱好围棋博弈的他的“亚龙定式”,数一数在他的任期里,多少责任都推给了曾经被他力挺的教练们,裴恩才、马良行、朱广沪、伊丽莎白、杜伊,其中外教更少辩驳之力,伊丽莎白离任后最后一句话居然是“媒体已被中国足协控制”说明了问题,杜伊很沉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经纪人,那个经纪人和背后的叫作“丹克”的在塞尔维亚叱咤风云的神秘老板,知道比起连合同都保不住的伊丽莎白,已被承诺肯定干到奥运之后拿到全额工资的杜伊已非常幸运。何况有些事情本来就属于世界足球的潜规则。
这是职业足球的惨败,但是“奥运足球”的胜利,这是中国足球队的失败,但是谢亚龙的胜利,那一张写着首发名单轻飘飘的A4纸,压住中国足球盖子下的真相——只有首先揭开这张纸,才能进一步把中国足球兵败原因揭开。
第二部份:谢亚龙才是中国足球唯一的“人祸”

在同样的体制下,没有人能跳出三界外,但具体分析:职业足球史上三位足协主席,王俊生犯的错误是对职业化进一步完善不力的错误,阎世铎犯的是豪赌出线的错误,可上述两人犯错的范围都是足球行业内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足球本身的工作才犯下这些错误,可谢亚龙的来历与足球无关,他的错误也与足球无关,我很惊讶有声音居然把本次二十强赛的完败原因归结为6年前阎世铎豪赌世界杯,这显然是避重就轻为谢亚龙开脱,因为:

1、豪赌世界杯至少是站在职业足球的赌台前,而谢亚龙豪赌奥运会却完完全全是把玩着政治的老虎机;2、虽然阎世铎牺牲了联赛升降级但仍保持了职业大模样,可谢亚龙却提议“南北分区”从而让足球完全倒退到业余模式;3、兵败是注定的,可这样猥琐的兵败却是可避免的,包括中国足协内部绝大多数官员都说这次兵败最大的根源是“人祸”,而“人祸”只有一个:谢亚龙。是谢亚龙丧失了中国队最后一丝希望,他在足协内部大搞人际斗争和政治权术的副作用在二十强赛爆发出最大恶果,也许每一届国足兵败都有政治斗争的原因,可没有一次有这次这么全方位,这么赤裸裸,也是彻底摧毁了中国足球根基。

谢亚龙把“奥运”极端化后就造成中国队二十强赛史上最大惨败,研究谢亚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因为他的来历决定着他现在一切的做法:

1、秘书谢亚龙其人其事

他曾经度过一段十分郁闷的时光,那是在伍绍祖离任之后,他先后在田管中心、科研所就任副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没有想到人过中年时还会有第二次机会,伍绍祖在新任体育总局局长拜访之际出于旧情,提出了谢亚龙的名字,那是在2005年年初,这是老上级和老部下,新上级和老部下之间的投桃报李,最终谢亚龙在抛出一份“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的论文后坐上中国足协头号座椅,那份“孙悟空产权”的文章从某种角度表达了一个秘书出身的官员在政治上的聪明,但谢亚龙根本不是为了足球来到足协的,他是为了奥运才来到足协的,他的来历决定他根本不用考虑中国职业足球的生存,只要顺利完成奥运任务即可,二十强赛被淘汏无所谓,职业联赛完蛋了也无所谓,他不是为足球而来,也不会因足球而去,所以用“王甲A”“阎十强”“谢奥运”来区别三任足协主席是最恰当的比喻。

我们已经知道关于中卡之战那份首发名单究其实质是出自谢亚龙的手,我们还知道谢亚龙怎样通过领队的拳脚和联谊会来控制媒体,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一贯的作风,查看一下他的一些故事:

A、奥运会女子二十公里竞走比赛结束后,中国田径队领队谢亚龙说:“我们今天是靠刘宏宇牺牲自己,用一块银牌和一块铜牌换来一块金牌的。我们认为刘宠宇的技术和实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王丽萍无论从技术、大赛经验还是从训练的质量上都与刘宏宇存在差距,但正是由于刘宏宇出来压制,王丽萍才夺得一枚金牌,这枚金牌是我们战术的胜利。”这个公开的说法,在那届奥运会上引发轩然大波。

我曾经问过王丽萍,她气愤地说:“其实团部根本没有牺牲刘宏宇保我的战术,赛前在餐厅吃饭他和我交流时也根本没有提及牺牲战术,不知为什么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谢亚龙在田管中心口碑很差,因与尚修堂矛盾去了科研所,在科研所也因与同事关系问题到了足协,几乎所有同事都有一个评价:“外行管内行,自尊心很强,而且睚眦必报”。

B、2005年4月6日,谢亚龙到香河视察08之星工作情况。来到女足场边,谢亚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准备参加全运会的队伍吧?”可无论是继续训练的女队员,还是身边的主教练商瑞华,身上穿的都是国家队战袍。此时,谢亚龙身边的足协官员马上打圆场:这是即将征战首届U-17亚青赛的女足国家队。谢亚龙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接着,谢亚龙又走到正在训练的女足球员身边,问女足姑娘:“你们正在备战什么比赛?”“亚青赛。”“什么时候走啊?”谢亚龙接着问,女足姑娘们似乎没想到谢主席如此体贴,一时答不上来,这时商瑞华将出征时间告诉谢亚龙,但这时谢亚龙再次语出惊人:“其实我知道时间,我只是问问队员知道不知道,别到时候被人拐走了都不知道。”

C、谢亚龙留下很多语录,在田管中心时,当他看到很多田径队员十个脚趾甲都翻开了也在坚持训练比赛时,就走上去说:“你要有吃苦的精神,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呢?你应该学会用伤痛来激励自己,这样你才能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进步。”在足协后便是他那些著名的诗句,而真正能说明他强势进入具体技战术的是2006年在昆明,他说:“中国足球不能走日本队的路子,06世界杯的实战证明,日本队根本不是澳大利亚的对手,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日本足球有什么好,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自己的身体上的优势”。

C、从田管中心的“牺牲战术”到足管中心的“不学日本”,这个秘书出身的官员从来都是外行,但从来都喜欢充当内行,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有一次他对某国外赞助商代表突然提及朱广沪训练的不济,说“你们看他那个传球训练,皮球每运行一米就得花一秒钟时间,这不行”,赞助商想了想,60米长传就得花一分钟吗?

2、“双头制”的创举

在谢亚龙任期内包括男女足和青少年在内的国字号前所未有的大滑落,这是他在足协内部大搞政治斗争的产物,并非前任没有搞过政治斗争,可他是历任足协主席里头一个大面积把政治斗争投入到业务层面的球队中去,除了极端化安插了“队委会”这种监军制度,他还首创了“双头制”并推广到所有国家号球队中去,力保权力不被其他副主席架空。在这场反思中必须注意以下人事变化:

A、贾秀全是和谢亚龙反目后离开国奥教练组的,原因是南非八国赛后谢让他背着杜伊写份关于加强防守的报告,贾认为这不符合职业规矩拒绝,言语中也有不敬,早就想铲除贾秀全这个杨一民系的干将的谢亚龙,终于将他踢出“奥运系列”。
B、朱和元是南勇的人,2006年10月他利用轮岗机会终于把朱赶到青少部,而将几年来一直边缘化的蔚少辉调入08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接对他负责,凡和奥运有关的事务均可插手。
C、李晓光进入国奥队系列,曾在阎世铎时代从足协辞职的李因某种关系终于重新回到中国足协,成为谢亚龙的嫡系,听说几乎每晚都亲自写工作笔记向谢亚龙汇报日常球队中的一点一滴动向,属于密奏火折子。
D、本来女足领队人选将是郭晖或者由张健强兼管,但谢亚龙出人意料地将技术人员李飞宇调入女足领队重岗,然后又因李飞宇并没有坚决和他站在一起,与杨一民之间也有密切联系,因此借“窃听门事件”将李飞宇郭晖等悉数赶走。
E、在伊丽莎白与杨一民的争斗中,谢亚龙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手腕,不仅没有让战火烧到自己身上,还巧妙利用媒体的力量在公众面前担当了一回救火队员,在一个早晨的主席会议上,他宣布“杨一民调离女足分管主席岗位,由南勇填补女足空缺,不再分管男足事务”,而杨一民还以为女足内乱其实和自己并没有太直接关系,他以为“双头制”才造成了女足内乱,但他失算了。

这样,过去最为强大的杨一民系从此在男足、女足、国奥里销声匿迹,而根基颇深的南勇系也因为各种调整最后偏安女足,谢亚龙在竞赛成绩上无一收获,但在人事斗争中可以说成为中国足协最具才能的专家。

“双头制”,其实就是中国行政机关里常见的“掺沙子”,比如在中国国奥队为杨一民分管,但他安插了亲信李晓光任领队,直接向他汇报球队大小每一件事,在女足安插了李飞宇,在国家队里安插了蔚少辉……这让分管的南勇和杨一民顿感掣肘,但这两位也并非等闲之物,索性最后让强势的谢亚龙一手遮天,眼看着他力行“奥运至上”和“行政足球”做下一个又一个败局,由此,中国足协的日常工作出现一道奇景:一把手谢亚龙大小事亲历亲为,但他是外行,每多做一件事就意味着离谬误又近一步,他的内行同事们因为谢亚龙的强势而冷眼旁观,而中国足协的工作在效率上其实近乎瘫痪,之后的“外交失利”“抽到死亡签”“管理混乱”“球队失控群殴”不过是这种瘫痪下的必然。

3、一张来自A3的卡

谢亚龙一边精尽打理着“奥运至上”,曲解着总局真正的奥运指令,一边却享受着一个局级干部的待遇,车从POLO换成了本田CRV,体科所一身李宁运动装换成了中国之队赞助的名牌西装,去厦门考察时带着家人,过去曾两年没坐过飞机出差的他,现在居然是国般的白金知音卡VIP用户,甚至直系亲属的公司也承接了和足协有关的业务……当然,这些都走过正常程序,但是与其做出的成绩相比,它们特别扎眼,特别是东亚A3联盟工资的风波,让他在足协的威信极度下降:

A3联盟轮流由中日韩人士担当秘书长,有不菲的薪水,可谢亚龙犯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当A3联盟让他提供个人银行卡号时,他居然提供了他在中国足协的工资卡,所以当联盟把那笔美金打到卡上后,足协财务人员按国家规定扣除了个人所得税,那天谢亚龙怒气冲冲来到足协财务室质问“为什么钱少了”,财务人员解释扣了个人所得税,谢亚龙大声地训斥该名财务人员,并强行要求将那笔扣掉的税款补回来,这让财务非常为难,因为这违反了国家关于境外所得财务的税收规定,也违反了公务员个人财产收入规定,但是,这笔钱仍然回到了谢亚龙的卡里。

这是中国足协人人尽知的故事,人们并不在乎那些钱,而在乎谢亚龙为了这点钱声嘶力竭冲去怒斥财务人员,正局级,这就是正局级。

本文目的并非揭露谢亚龙工作细节,而是想通过这些细节来揭示中国足球兵败的真相,真相是:在中国体育的现行体制下,一个毫不懂得足球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前任领导的秘书被组织派到了中国足协,外行的他很快陷入了原有足协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可秘书的自尊心和经历使然的政治头脑,使他有一天忽然明白只要天天高举“奥运至上”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不能放弃这块路标,而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超出了总局领导本身要求的范围。

著名的“南北分区”提议就是这样,他向崔大林汇报这是足协讨论的结果,又向足协通报这其实是总局领导的暗示,他和阎世铎只唯上不唯实还不一样,谢亚龙已到了不唯上不唯实只唯个人的境界,幸好崔大林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很古怪,把厚厚一叠报纸扔到他的办公桌上,否则中国足球除了国字号全线崩溃外,连联赛这块最后的自留地都保不住了。

最后,我想列举一个曾作为中国足协核心层,历经若干次风波的官员的话来评点:

在中国足球历次失败中,“体制”是根本原因,可这次谢亚龙在“体制”这个天灾之外还加上了人祸,有些记者不要说什么阿里汉留下的技战术未及执行是“人祸”了,其实谢亚龙才是中国足球的最大“人祸”,在同样的体制下,王俊生奠定了职业联赛的基础,现行中国职业足球仍未脱开他设定的轨迹来运转,他的失败有知识结构和自我认识局限的原因,也有未能抓住有利时机的原因,他勉强可以称作“悲壮”,阎世铎也是个政客,但这个政客不乏江湖豪情和兄弟亲情,他从来没有把错误推给同事或部下,他走了就走了,至少还留下一个豪赌世界杯的空洞念想,可是谢亚龙无论从政绩还是从足球规律还是从作为一个公务员的基本素质,都是不过关的,他连政客都算不上,只能算作是一个“小?”(此处太敏感所以删去)。

是“天灾”还是“人祸”,是体制还是体制内的人?其实谢亚龙这个“人祸”就是体制下的一个蛋,他本身就是某种体制的缩影,他和体制密不可分。

过去中国足球只是简单的兵败是竞赛成绩上的失败,而谢亚龙却彻底把这项运动的基础破坏殆尽,前任把蛋打碎了,谢亚龙把鸡都杀了。公平地说,这次失败并不是“奥运”方针的失败,而是谢亚龙因个人能力、个人性格甚至个人目的,借“奥运”名义把足球极端行政化的失败,“奥运”并没有害了中国足球,但“奥运至上”害了中国足球,谢亚龙在中国足球二十强赛完败中的轨迹是:

A、外行的他一开始来到中国足协就注定是一个“人祸”——B、他成功地在足协排除了异己后赢得广泛的权力空间,然后很快改造了杜伊也庸俗化掉杜伊这个东欧教练——C、他成功地把国字号所有球队都受制于独创的“双头制”下同时让球队失去正常的职业运作,最终把“法治”变成了“人治”——D、他通过被扩大化的“队委会”监军制让“奥运至上”牢牢地执行下去从而向总局领导交差——E、他努力去控制媒体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最后让一份首发名单成为整个二十强赛史无前例惨败的首要原因……这时,他笑了。

稍有政治智商的人会相信,未来的谢亚龙不会因这些错误而失去什么,他会调到另一个运动中心去任正局级官员,从这个意义而言,谢亚龙完胜了,但中国足球完败了。
 楼主| 发表于 2008-7-11 21:32: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部份:“国奥帮”和“国足帮”之争
揭开中国足球这场惨败的盖子需要循序渐进,在第一部份里,我们尝试分析出:中卡之战首发名单根本不是兵败的关键因素,杜伊并不是中国足球创造有史以来最大惨败的关键因素,而是——谢亚龙“奥运至上”极端化导致这场完败。第二部份里,从谢亚龙的“来历”和他在足协“双头制”“队委会”和一系列权力斗争里,发现极端化“奥运至上”怎么破坏中国足球根基。
谢亚龙随奥运而来,将随奥运而去,中国足球这次兵败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的是,它是在“奥运”大背景下发生的,这是它的特殊性,也是它的必然性,一个罕见甚至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有力说明了这个原因:进入2008年后,中国足球竟出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国足帮”和“国奥帮”之争,从两支球队的领队之间,到两支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之间,甚至搞笑地到了分跑两支球队的记者之间,在“奥运”的先天因素和谢亚龙后天因素夹击下,这届世界杯征程很快夭折,而且作为东道主参加的奥运足球比赛,也被抹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1、国足领队和国奥领队的微妙关系
国足领队蔚少辉是足协曾经的边缘化人物,就在足协内部轮岗时甚至很多部门都不想接收他,属于守看夕阳的边缘人,但谢亚龙的到来救了他并先委以08办主任后国足领队的重任;国奥领队李晓光曾因与阎世铎的恩怨黯然离开足协,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了时,谢亚龙出手捞了他,并委以国奥领队这一要职。
这两个已经在足协失去话语权和做事权的人,一夜之间成为2008年度中国足协权力体系内的节度使、封疆大吏,外行人很难理解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可对于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中国足协而言无异于小小的变了一回天。这两个人对于有再造之恩的谢亚龙,有着比任何一个足协官员更为忠诚的情结,在那场“封杀”风波里,蔚少辉向记者直言:你们给谢亚龙打不及格,他刚才打电话给我骂娘了,他过不了好日子我就过不了好日子,我当然要让他高兴起来了。而李晓光最被人称奇的是,他几乎可以每天晚上给谢亚龙写工作汇报,从球队吃饭坐大巴到训练到人际关系到杜伊的动向,事无巨细无不火折子密报……当然这是谢亚龙的要求,有人士对此甚至也做过两派对比,“这也证明国奥的李晓光很敬业才会亲写汇报,而国足的蔚少辉的工作汇报却常常找手下代写,这就是工作作风的高下之分”。
我们不用分析为什么谢亚龙要重新启用“前朝”弃臣的政治原因了,仅从实际功能讲,蔚少辉和李晓光绝对符合两支球队“队委会”负责人的职能,像机器一样准确执行命令,像保镳一样忠诚,他们名义上也受其他副主席分管,但实际上对谢亚龙专线负责。
国足领队和国奥领队却出现某种对抗状态,有人举了个有些过分的例子:锦衣卫和东厂的对抗关系。反对这样的说法,但不得不觉得有其生动性。
在杜伊尚未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时,常常系着一个“耐克”的腰包,按照“中国之队”计划球队所有成员在公众场合应该使用“阿迪”产品,所以“阿迪”代表就向足协提出激烈质疑,一度差点引发赞助计划危机,从程序上这应由国奥领队李晓光向杜伊提出要求改正,但是国足领队蔚少辉常常大声在足协过道里说:“这就是国奥领队惯的,就是李晓光惯的,要是我,怎么可能出这种情况呢”,这些声音传到国奥那里当然会让李晓光相当不爽。与此同时,关于蔚光辉工作作风的不利传闻也时时抵达足协过道、主席办公会,在2008年的中国足球,两支球队因为都要有“政绩”摆到桌面因为争夺球员,发生了亲信之间的明争暗斗。
最著名的就是军训事件了,国奥队有队员问带训军官“你有没有找过鸡”,现在想来虽然国奥队员问话很粗鲁但不失人性,毕竟他们已被长期的封闭训练搞疯了,而且这个消息本来仅存于内部极少数人知情,不知为什么就传到了外界的记者处,国奥队人士当时就认为:“我们不可能将这种负面消息公诸于众,怀疑其实是有着竞争关系的国足方面人士有意无意透露给记者的,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在舆论中处于被动”。
2007年初国奥前往英伦拉练群殴,国足方面就对国奥队发生这种举国震惊的事件幸灾乐祸,甚至从足协内部传出“国奥队管理不善,领队李晓光难辞其咎,而国家队严格治队,绝不会出现这样有伤国体的事情”的说法,因此,李晓光才以国奥队名义“向全国人民道歉”,断然开除参与打架的几名球员,当时外界很多人只是认为足协这个举动很滑稽,其实这个举动也是足协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使然,李晓光必须尽快获取同情分。
2、为什么会出现“国奥”“国足”之争
在足协内部的会议上,据说国足、国奥两名领队从未坐在一起开会,但为争夺人员的斗争以及关于“世界杯和奥运会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这也算国际足坛一大奇观了。这样的毫不掩饰的竞争关系很快影响到两队队员,更重要的是国家队老大哥感到年轻国奥队队员的位置冲击,在杜伊正式就任两队总教练后,对于杜伊的排斥也升级了,因为杜伊属于“国奥帮”老大。
在两支队里互相的称谓可以看出,“那边的”“这边的”,在重庆四国赛时,一个国家队队员对记者说:“那边那些小孩怎么可能踢世界杯预选赛这种级别的大赛呢,现在是重用国奥队队员,其实他们上场顶个屁用,世青赛打得好又怎么样?世青赛能和世界杯比吗?谁不知道中国青年队员是改过年龄以大打小才取得成绩的,你们骗得了老外,难道还想骗自己吗?”
同样在四国赛,一个著名的国家队队员看着从大堂走过去的几名国奥队员,直接就说了句“傻逼,你看朱挺那样的会踢球吗,上去就是一顿瞎干,连方向都跑反了,打伊拉克那场比赛要不是他我们早拿下了,可杜伊就喜欢这样的,所以这支国家队没戏了,现在队里根本没有气氛,各玩各的,你看我这实力杜伊却不用我,用不用无所谓,到时候杜伊就知道他吃亏就吃亏在这帮国奥小孩身上”。
在重庆四国赛期间,国足队员和国奥队员有位置之争的队员就明显出现对立情绪,有位置被抢的国足队员甚至流露出“能不能干脆放我回俱乐部”,这样的矛盾被摆在了“队委会”上,而杜伊坚持维护着一向观点,他说:“国奥年轻队员更能执行我的战术纪律,他们可以从第一分钟跑到最后一分钟,斗志高昂而且无怨无悔,我认为中国的国家队队员和国奥队队员的水平相差不大,有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国家队队员,我知道,有的国家队队员因为被年轻人抢去了位置,所以对我不满,但是我要说能上场首先得有比赛状态,得有一种战斗的精神”,二十强赛兵败后他公开了与国家队一些老队员的矛盾,“有的大牌,当然是要打引号的大牌,训练都要迟到,比赛不投入,我并不认为他就比国奥队的队员实力好,所以他们会反对我”。但当时在重庆的杜伊由于刚刚被扶正,“队委会”被迫服从了杜伊的观点,可是私下里国足管理者却和国足队员说:“这个老头子私心很重,其实特别会用拉帮结派那一套,这就是东欧教练,不比咱们中国人差”。
平心而论,“国奥帮”在这场争斗中显得弱势一些,在国奥队员到国家队训练时,国足领队经常对犯点小错误的他们喊:“你们他妈的怎么会事儿,我可告诉你们,这是国家队,不是你们国奥队,你们别把国奥那一套拿出到我们这儿来使”,这让部份国奥队员非常反感,而按中国人传播负面消息的超音速特色,几乎在蔚少辉骂了国奥队员的几分钟后,李晓光就知道了这些言语。
很多人对“国奥帮”“国足帮”这种状况奇怪,因为在过去,国家队一直以老大哥自居带着小兄弟们行走关系相当融洽,即使国奥小弟有什么不对之处也不会反应这么过激,像当年李金羽、隋东亮等“四小天鹅”跟随着高峰、彭伟国等拎包玩耍,关系反而较之老队员与老队员之间更铁,但正是因为世界杯和奥运会两大比赛的竞争,以及蔚少辉严重的“山头主义”工作作风,让两队处于尴尬的局面中,其实一开始两队队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竞争的升级,随着领队不断在训练和生活中强化这种“国奥”“国足”的派系区别,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部份国家队队员的对峙情绪一煽就燃,在蔚少辉带头喊出一句“杜伊傻逼”后,全体国家队队员都喊出同样的口号。
不能把责任全推在蔚少辉身上,这不公平,他只不过是一个因个性原因玩过火了的执行者而已,更深的原因是:在“奥运至上”任务和“世界杯预选赛提前”这对矛盾中,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东宫”“西宫”之争,而谢亚龙此时既为权力抗衡高兴,又为无法控制这股暗流担心。这是典型中国特色型的“自作孽”,所以必定造成天津决战主场时的“不可活”。
结论是:原本并不存在的“国奥帮”和“国足帮”,是在一个行政体制下各自对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政绩”工程的追求产生的,相信在其它国家不会出现“国奥帮”和“国足帮”,“国奥”天生就是为“国足”进行梯队准备的,而且奥运会足球成绩也不会成为某一年的头等大事,不会像中国这样,总局领导明确对下属的足协发出指令——“今年第一任务是备战奥运”。
3、谢亚龙扬汤止沸的故事
在疏理整个“国奥帮”“国足帮”对抗情绪中我尝试了解谢亚龙的心理过程,在事情的一开始,他其实内心很想让两支球队都能齐头并进,只不过他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法——权力制衡和掺沙子,这是中国行政单位领导惯用的一招,办公室文化里由于没有硬性竞赛指标,所以并不会立即显示它的负作用,可是在足球竞技特别是像世界杯预选赛这么残酷的战斗中,它大大地消耗掉内部核心竞争力,更由于预选赛突然提前,当谢亚龙很想把两支球队捏合在一起时,或者说他想扬汤止沸,无奈地发现自己已力不从心,杜伊成为“总教练”竟没有设想中的效率,反而成为最大的一根导火索。
和很多中国行政领导一样,他们一开始的动机总是不错的,比如说当发现奥运会和世界杯赛程上可能有所冲突,谢亚龙在征求杜伊意见后,很想调贾秀全就任国家队执行教练,从这一点来看当时谢亚龙确实是积极地去摆正两队的关系,认为贾秀全是他可以控制的人,这也因为那时他和杨一民关系还算融洽,属于在足协内部联手制约南勇的伙伴。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谢亚龙在南非八国赛后发现国奥队有后防问题,他就责成贾秀全越过杜伊写一份“强化后防报告”。从他的角度,这是承继了中国体育界行政领导细化管理具体技战术的传统,可他忘了像蔡振华等是世界顶尖竞技专家而他是足球外行;从贾秀全的角度,一个助理教练居然按照行政领导要求给主教练“上课”是荒唐的,不职业也不守江湖道义,这得罪了谢亚龙,加之谢杨的关系因为女足换帅突然出现裂隙,贾秀全从红人就到了悬崖边缘。
贾秀全离开国奥可能还有一层隐秘的原因,因为南非八国赛上中国国奥打得一败涂地,队内有中方人士认为队员出了某种不正常的场外迹象,但贾秀全在会上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足协长期集中和不人性的管理导致了队员状态大面积下滑,而不能从职业操守上怀疑队员为领导找借口。这一下就顶撞了正希望通过长期集训达到战斗力提升的谢亚龙,数罪并罚,贾秀全就走人了。
谢亚龙觉得很“冤”,在二十强赛开打特别是战事吃紧时,曾经几次想解决“国奥”“国足”之间的不良关系,他分头做过工作,也暗示过两个领队,可是当初得意地种下的种子,已开出恶之花,最终传出天津更衣室的暴力事件消息,虽然这个消息至今无法从官方得到证实。
贾秀全离去影响到谢亚龙“双线并进”的设计,事实上杜伊并不想走到这一步,他仍然希望贾秀全前往国家队以避免国奥与国足抢人的现象,曾经这个现象在朱广沪时代达到白热化,于是他向谢亚龙第一次妥协了,找来同乡福拉多,好玩的是,殷铁生后来被推举到国奥教练的位置,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关于改造国奥后防的报告由“队委会”交付杜伊,杜伊认真地阅读了,可是,国奥后防仍然毫无起色,连热身赛对越南都会丢掉两球。
谢亚龙曾以为这样的双轨制是万无一失的,但“双轨制”和“双头制”一样最终破产,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两支球队的恩怨,这是奥运战略和世界杯战略的强烈冲突下必然导致的人际纷争,虽然谢亚龙聪明地通过让杜伊“一肩双挑”表面上解决了两支队伍人员调配的矛盾,可是这只是解决了人员的简单流向,而不能解决人心的根本流向。
至此,爆发出天津主场时的“首发名单”“更衣室风波”以及国家队一起大喊“傻逼”,成为正常的故事情节,而不是意外。
没有一个国家会出现“国奥帮”与“国足帮”的对立,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半年之内痛苦挣扎于到底“保国奥”还是“保国足”,这是中国特色,公平地说连谢亚龙也不能回避。
第四部份: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短期无成功希望
翻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幅浩大而不失缱绻的历史画面扑面而来,可万历十五年是如此普通的一年,那些历史转折点仅仅从一次找不到事主的早朝误会开始,黄仁宇先生试图摆脱过去“道德上剖析历史”的老套路,他从“技术上分析历史必然”的方法似乎更接近真相,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可能真的从一块瓦砾始,从一粒沙子终。
我也尝试学习着从一些零碎的事情中发现中国足球的规律性症结,可很不成功,中国足球如此的经脉难循,一份欲盖弥彰的名单,一张扣去复还的A3工资卡,一声分裂式的“杜伊傻逼”,它根本不是中国足球全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足球的全部是什么,也许它只是无数社会怪现象集中出来的某个娱乐妖蛾子,我抓住某一次翅膀抖动下来的粉尘,就够了。
1、中国足球根子在于“体制”是铁的事实
现在的争论比十年前我写《中国足球资本论》时还要复杂,那一年随着王健林退出,我首次提出了“资本力量决定中国足球未来市场的发展,职业足球的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发展,中国足球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在王俊生首倡所谓“职业足球”和甲A后,旧有的专业队式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于新的足球生产力,如果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必须借鉴英超大联盟或日本模式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这是我,我们,的悲哀,十年前提出的“体制”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着,甚至十八年前我生平写出的第一篇足球评论《难圆中国足球梦》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听到很多人在二十五年前呼吁的东西现在还在呼吁,渐已成哀嚎,这不是我们的先见之明,这是中国足球大环境几十年来的反动。
从三部份的调查报告中揭露出一些人有些猥琐的作为,可这不是文章目的,就像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指引,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而要从技术的角度纵横历史,我只是想通过一些细碎的事情来反映更深的体制,可以看出,这次中国队兵败又一次毁于“体制”,如果体制不会派来一个外行来足协,如果体制不让我们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如果体制不制造出一个“队委会”,如果体制不让杜伊从一个血性教头变成谢亚龙的“同体”……我想,关于中国足球“体制”的问题已达成共识了,可是仍然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举出朝鲜、伊拉克这样极端的例子来反对“体制”改革,这实在愚蠢。
中国足球完败于“体制”是铁的事实,不要因为亚洲三流的中国打不过亚洲二流半的朝鲜,就像遗老遗少一样兴奋地举出“体制无过”,朝鲜如果真的很优秀,它应该每四年去世界杯上玩一回,如果我们的专家还把能战胜中国足球队就当成好的榜样,那我真就无话可说了。伊拉克也是同理,作为一个有着久远足球传统和优秀人种的国家,一群技艺超群的球员可以在去年赢得亚洲杯冠军,不到一年连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这种不确定性已说明了一切,何况,伊拉克足球其实是借腹怀胎,借卡塔尔、科威特联赛的腹怀伊拉克足球遗腹子的胎。
朝鲜足球还能某种程度领先中国足球更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足球既失去了专业队时的集中式优势,也没有受益于真正职业体制的恩泽——
中国足球是这样一个怪东西,它既没有被纳入国计民生的政府力行改革中去,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它又是亿万民众关注的社会焦点,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目光所在,它一只脚已跳到市场的大海里,另一只脚还在行政的岸上,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足协其实一直在玩劈叉,在这样难看而且难度极高的体操动作中完成不可完成的任务。它就是中国社会行业的一个缩影,是双轨制下的尴尬。
有人曾说,如果一定要用“十七大”来指引中国足球的突破口,那么从浩繁的文件中有一条,“行业自治”,中国足球是中国行业之一,如果能达到中国特色式的“自治”也就是能够很大程度按职业足球本来的规律来运作,其实中国很多行业已在进行尝试并已取得成功,但是中国足球却因为它并不涉及到经济重要领域而被改革潮流忽略,这样的“自治”还需等待很多年。
中国足球败于“体制”,这样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民间游戏却受制于一个局级单位,而且这个局级单位上面还有一个副部级单位,这就形成了世界足坛一个很搞笑的风景,一个很难让中国足协正面回答的提问是:国际足联一直有“政府不能干预足协事务,否则将禁止该国足球参与国际足球赛事及活动”的条款,这个例子近年来发生在伊朗、澳门、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足协,它们都曾遭到了不同时间的处罚,但是中国足协一直以来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际负责运作的就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一局级行政单位,像停止升降级以及参与国际足球事务很多事情都有干预之嫌,在未来越来越规范的运作中,中国足协会不会因此遭到同样的处罚,就连中国足协也不敢肯定。
说到“体制”不能回避的就是2004年“足球改革风波”,那是一场被夸大了权力之争而忽略了积极意义的风波,由于诸多投资人背景的复杂以及行为不检点,这场运动被主流媒体简单视作“俱乐部要推翻足协自己当家作主人”的二人传式的闹剧,投资人的失败是必然的,可至少让中国足坛意识到“职业足球首先是一个市场行为,其次才是行政管理行为”。一个小插曲是,当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通报明细帐目时,却发现在市场上并无大作为的足协福特宝公司每年要收取高达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费”,这笔费用的去处一直被视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足球顶级隐私,投资人的不满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国足协及管理部门并未对中国联赛进行实际投入,却要白白拿走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不止被视为“不劳而获”的福特宝公司,还有实际上只是足协广告部的“中超公司”……我想,我对中国足球甚至中国体育体制上的质疑已经足够猛烈了,我突然想换个角度来解释,现行的足球体制恰恰也是让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饱受其害的症结,比如说上面的“百分之二十”,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足协的难言之隐,是它在俱乐部投资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的重要原因,现在想来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在英超大联盟里,英足总就是作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存在的,即使套用那个无所不在的“中国特色”,体育总局也可以其无可质疑的管理资格和政策制订者身份获取或变相获取一个股东地位,收取分红谈不上天经地义也可以是顺理成章的,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足球体制方面的先天缺陷,由于市场游戏规则的缺席,本来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的那百分之多少的分成,成为疑似违规操作的行为。
不要再拿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主要是中国人在进行顶级研究的项目抵挡足球的彻底职业化进程了,其实乒乓球这样的项目在很多体育强国眼中更多是一项娱乐游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竞技,这是世界人民给中国人民留下来的一个奥运金牌念想,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什么独领世界风骚的核武级项目。
一年花五千万就能保证一支打遍世界无敌手的乒乓球队,而这个投入只有鲁能、申花力争冠军赛季一半多点的投入,不要用篮球的所谓“职业化”来相比该死的中国足球了,我必须纠正一下过去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篮球是中国目前最火的运动,但它还不是第一运动,李元伟面对公众和市场的态度非常高明,但篮球界的观众和市场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极有可能的是,现在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就是明天篮球要经历的,望李元伟先生认真对待。
再用行政单位+半市场的模式来搞中国足球的推广只有死路一条,它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实在不是其它运动能够相提并论的,抛开种种繁复的理论不谈,关于“体制”最现实的技术问题是:在目前,除了国务院以外,还没有一个行政单位或一级政府能够独力支撑起高达百亿基础投资游戏,更遑论,即使不按照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的联赛规模,按照日本的K联赛也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投入规模。
政府没有必要也无力去支撑这样一种纯民间游戏的管理了,阎世铎时代曾经把《足球》一篇“国资委要求国资企业退出足球不良经营”当成假新闻,可这篇新闻现在看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是在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瓶颈,只不过要看中国足球界怎么去玩了,但是,更悲哀的不是我们遇到了阎世铎或谢亚龙,而是整个足球圈因其文化、阅历、市场意识的缺失,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机遇。
在那场“足球改革风波”中,由足协请来的诸多专家发表的“足球更大的功能是‘公众事业’,应更多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力和特殊性”最终占据了上风,而“理顺职业足球市场关系,奠定职业足球市场基础和青训基础,用经济手段推动中国足球和世界接轨”的说法望风披靡,那场风波平息了,更大的市场危机却暴露出来了,随之是西门子等大量赞助商的退出,有缺乏常识的专家把这个大量退出的行为简单看成是国家队成绩不佳,其实中国国家队在几个月前才获得亚洲杯亚军,中国足球市场机制的缺席才导致我们过多地把救市的希望寄托在国家队成绩上,一但出局则如丧考妣。
而英国足球不会因为英格兰国家队无缘欧洲杯而失去火爆……这样简单的例子已不用多说,建立新的符合职业足球特征的体制成为中国足球未来唯一的道路。
2、中国足球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无真正希望
中国足球的复杂性表现为: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最合理的理论注解,而且在短时间内居然能体现其正面的效果。在保守派一直回避体制缺陷后,最近两年的中国足球出现另一种诡异的现象:凡不出线,就拿“体制”说事。
去年亚洲杯失利,本来是一个主教练能力和个人性格的问题,但是谢亚龙却在赛后第一时间推出“这是一个体系的失败”,潜台词即把一切推到“体制”上去,本次二十强赛的出局,谢亚龙再次抛出“我们得从整个体系去寻找问题”的说词,这很有道理,但对于解决问题又非常危险,虽然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也就是“天灾”,但是“人祸”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关于谢亚龙在任期内所作所为毋庸赘述,我的同事赵震提出一个“体制下的人”和“人下的体制”的关系,究竟是“人决定了中国足球的体制”,还是“体制决定了中国足球目前人的状况”,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我也不反对“就目前体制也应该做得更好”这种观点,因为在目前体制做得最好的团体球类项目就是中国篮球,它是幸运地碰上了一个姚明,加一个易建联,或许还有王治郅,但我很难相信中国足协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让个体来提升整个运动的热度。
把“体制”作为借口,却竭力地利用目前落后的体制达到个人目的,这和晚清时节北洋水师的情况如出一辙,是资深官宦老于世故的做法。中国足协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川渊三郎式的人物,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欲望,川渊生长的环境和郎效农生长的环境一如淮南淮北,包括在媒体眼中较有好评的张健强、朱和元、南勇包括隐退的张吉龙等,无一有成为下一个川渊的可能性,从目前态势而言,这些足协的所谓能人最多只是具体足球业务的干才,缺乏大智慧和真正改革的决心。
借助外界或高层力量?中国足球经历过“自下而上”的风波,不成功,盼望过“自上而下”的奇迹,遥遥无期,那种盼望清官大人突然驾到的善良的人们,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幼稚。
虽然对长期市场前景看好,但我对中国足球短期内的前景表示绝望,关于具体足球改革的设想将我还将在以后进行更加专业范围内进行探讨,但这不属于大众传媒阅读的范畴,在此,我只想说:中国足球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外获得成功,因为中国足球实际上是经济现象的一个缩影,种种迹象表明它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诸多领域,必须要等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获成功后,才能随之改革成功,而且我的预感是,等待这个时机并非三年五年即可,可一但等到时机成熟,具体改革的过程却相当迅速,至少,因为中国人热情,好动,擅长于一拥而上群起而拿下之,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超女”和“大片”。
具体阐述这个观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枯燥难看,这里只能说一些简单逻辑:一、中国足球不是非洲足球,可以依靠人种优势、法国足球殖民、人口快速流动来完成;二、中国不是日本、韩国,在国家鼓励私人资本巨大增涨后,这些资本可以巨额投入到社会事业的建设上,比如郑梦准现代集团其实是整个韩国足球的基础,而中国所谓足球富豪徐明、宋卫平与郑梦准相比其实力实在不值一提,根本无法胜任提升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重任,更重要的是,现行环境根本不允许这样的资本存在;三、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也许更长时间内,还需要快速增长GDP,还有如股市、楼市、能源、环境、医疗等诸多重大社会经济及福利事业嗷嗷待哺,从经济学和中国式经验而言,只有等社会进一步增加财富而且生产力已迫不及待要改变些什么的时候,才能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领域里改变某些游戏规则,这一点,包括中国的电影业电视剧制作和艺术行业……这时,才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机会。我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还看不清。
至于08奥运会以后可能出现的某些转变,一定不能过份乐观,我只能说,会有变化,我还必须说,但变化不会太大,中国足球短期内并无希望,它还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的转机。
我想我说得已经太枯燥了,已经偏离本文原本想发挥的大众读物的功能,关于完败之后的中国足球,只说最后一句:它还将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存在,但已不是一个社会行业,更不是市场上的产业,你可以把中国足球当成一切,除了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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