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3系列报道】10大拍案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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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网记者蒲红果12月17日报道］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大步向前，也有逆流和龌龊乘虚而入，给飞旋的历史车轮使绊，虽螳臂不能挡车，但诟病总碍手脚，事业因此被耽误，进程因此被延缓。无数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拍案而起：长此以往，民族何日得复兴？或悲或痛或怒或怆，引来震耳欲聋的共鸣——

　　谁来监督省委书记

　　今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这是继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红后，又一个下台的省部级贪官。这无疑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标志。

　　程维高，1933年出生，原籍江苏苏州，从1990年起，他历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政10余年，在河北政界一直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自己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收受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仔细分析刘方仁和程维高等人的腐败事实，不难发现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曾是省里的一把手，在用人问题上有绝对的决定权；两个人离开省委书记这个一把手岗位后，又都担任了人大主任；其腐败问题的败露，都不是在其权势最显赫的时候；对其的查处，有明显的滞后性。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特殊性。

　　由于这两个人的特殊政治地位，决定他们的腐败以及权力滥用，对所在省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作为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省里一把手，刘方仁、程维高都可以称得上是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们都是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被选拔到省委书记这个重要岗位上。问题是，这两个人在如此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任职，为什么在其任职期间理论上十分完备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似乎对诸如省委书记这样的重量级官员不起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在政治体制上端的改革，明显滞后。其中反映在诸如对省委书记这样的重要官员的监督方面，至少还收效甚微，或者十分薄弱。这说明，在政治体制的上端我们不仅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大胆的探索。在政治体制的上端，我们应该、也能够靠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在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保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这既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否则，如何向中国老百姓交出一个解决省部级高官腐败问题的满意答卷？

　　今年9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巡视组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45名巡视工作人员全部到位，并已在贵州、湖南等地开展巡视工作，其任务是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按计划，巡视组将在4年时间里，把31个省区市巡视一遍。此举被视为“对省部级高官的一种威慑手段”。中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永忠说，中纪委、中组部派出的巡视组，带去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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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今年7月，南京城仍沉浸在明孝陵“申遗”成功的喜悦和幸福中，当地有关领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有关部门将更好地保护明孝陵”的表态还犹在耳边，竟然传来了这样的消息：因为需要扩建早已“规划”好的宁杭高速公路，明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马坊”石刻群不得不面临搬家的窘境。

　　仅仅为了早已规划好的宁杭高速公路，就要将文化遗产搬家这一事实，无疑是对南京“申遗”初衷的违背。因为下马坊景区内的3组石刻作为明孝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移动了就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这样的不幸发生，绝不仅仅是一个明孝陵的不幸。

　　不少评论认为，南京明孝陵能够脱颖而出，足见其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申遗”成功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承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对它进行粗暴的破坏。说严重点，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如果“下马坊”石刻群真得搬家，则是一件“焚琴煮鹤”的败兴之举。

　　目前，中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已经达到29个，位居世界第三。同样，名次的喜悦与保护的忧虑并存：武当山景区未设消防站，500年古刹毁之一旦，蜚声中外的古建筑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观竟然改建了三星级宾馆；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古人类遗迹依然裸露，任由日晒雨淋、风化侵蚀；都江堰将要再建新坝；平遥古城内许多有价值的四合院、名宅被拆改得面目全非；泰山等世界文化遗产因保护不力列入“濒危遗产”并可能被请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其实，不仅世界文化遗产有如此遭遇，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名城也不断传来令人忧心的消息；襄樊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高速路穿过中山陵绿化区，高架桥迫使三元里抗英炮台搬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世界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遗产地的滥盖，滥盖房子；滥建，滥建索道等破坏景观的设施。另一个是游人容量过大，破坏了生态的环境。这样就影响了遗产地的保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林源祥指出，现在我国特别是遗产地的领导对遗产的保护意识太薄弱了，只把遗产地当作“摇钱树”，却对破坏的行为视而不见。中国世界遗产申报的项目相当多，这正是文化积淀的一种历史见证，申报成功以后要信守承诺，要对全人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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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资格更改历史



（《走向共和》剧照）

　　“电视剧一下子把李鸿章从‘大卖国贼’的牌位上拉下来，又给他一枚‘大民族英雄’的金牌。历史怎么一下子完全颠倒过来了？”今年5月份，中央电视台播出59集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把慈禧刻画得和蔼慈祥，把李鸿章刻画得忧国忧民，把袁世凯刻画得精明可爱，却一定程度上丑化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有不少学生在观看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界早有定论，并早已写入教科书。“混淆价值观、歪曲正义感、误导历史观、助长浮躁风”是观众给《走向共和》的评价，同时也有不少史学家、大学教授认为，该剧用写实的方法编造和更改一些不可以编造和更改的历史，给社会留下的四大后遗症：“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该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走向共和》的全面平反，是一种价值失范、目标缺失现象，势必混淆价值观、歪曲正义感、误导历史观、助长浮躁风。”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认为，从历史研究来讲，不怕“翻案”而最怕故意以翻案做文章，找一些枝节的史料，将历史人物非主要的历史作用变成主要的。拿李鸿章来说，过去教科书对李鸿章有一般定论，但这几年又做出了重新评价。从历史学的角度，随着对史料的不断挖掘，会有对历史人物的新的评判视角和理解，甚至引起重新评价，就是我们所讲的“为历史人物翻案”。 “翻案”本身带有积极意义，不是坏事，但无论什么样的“翻案”，都是以事实为基本根据。

　　当前的电视剧创作因为受着经济利益的驱使，离谱“戏说”之风越演越烈。一部《还珠格格》带来的巨大市场效益，刺激了许多投资者和制片商，群起效仿、趋之若骛，你编一个仅凭一张“伶牙利齿”就能严惩贪官污吏、安邦定国的“快嘴李”，他造一个因邂逅相助落难太子而成为铲除贪赃枉法、还百姓公道的“田皇嫂”……历史成了导演和演员手里的一块橡皮泥。

　　“历史正剧在表现重要史实和重要人物时是不可以杜撰和‘戏说’的，不然就扭曲了历史精神，模糊了重大历史人物的思想脉络和精神反差。”许多观众和专家都表示，就历史正剧的创作而言，任何艺术真实都应遵循历史正剧的规律。为使片子拍得好看，编剧们没有真正搞懂历史，就贸然创作，还以“允许虚构”来辩解，其实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和助长社会的浮躁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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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阻止农民上访

　　不断有关于农民上访遭遇种种不平甚至残忍待遇的事情发生，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今年4月11日上午，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68岁的老农刘富贵到镇政府要求解决应享受的生活补助时，与镇干部张新国发生冲突，张新国从厕所里包了一团大粪，3个人摁住老农，张拿着那包大粪，在老农的口里和脸上抹来抹去。

　　事情发生后，刘富贵两天吃不下饭，而从此起，家里有客人来时，刘富贵也不敢和客人一起同桌吃饭，自己搬个凳子端着碗默默地坐在旁边，“喂粪事件”在他心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据介绍，事后，可能是太老实，刘富贵及其家人并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直到5月11日，刘富贵的大儿子才向其一个曾在检察部门工作过的表叔提起，其表叔一听大为震惊，立即带着刘富贵到常德市信访局进行了反映。

　　上访群众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的案例，已发生过多起，每次都引起不小的波澜。从有关上访的报道标题可略见一斑：《上访有罪？河南省唐河县五位农民上访竟被判刑》、《为了阻止村民上访，河南焦作一村主任竟雇凶伤人》、《湖南一上访教师遭暗杀，公安局竟称后悔接了案》、《蒙冤入狱一贫如洗 上访六年索赔无门》、《河南女工屡次上访，招来“集体研究决定”的谋杀》、《黑龙江“五罪”公安局长劣迹：胆敢上访炸药炸你》、《上访者为何被送精神病医院》……

　　群众上访被推诿、打击甚至判刑事件的一再发生，引起了较大反响。应该说，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建议，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国务院制定的《信访条例》也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上访人。但在个别官员的眼里，“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者即为“刁民”，对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的群众，总是变着法儿进行打击、报复。如果此风不刹，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没有人敢反映问题。

　　此类事件也引起了司法界权威人士的关注。知名刑法专家、郑州大学法学院刘德法教授等专家认为，从立法角度讲，《刑法》第290条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是一种补救性条款。如果滥用太多，不仅和立法宗旨相违背，客观上还会起到剥夺、压制群众言论自由的作用，助长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激化社会矛盾。

　　他们表示，作为司法机关，对《刑法》290条的运用，应该从严掌握。不到迫不得已，尽量不用。同时，对那些工作作风粗暴、履行职责不力、引起群众集体上访的有关部门责任人和滥用《刑法》武器、打击报复上访群众的个别官员，纪检监察部门应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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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9·18”当成好日子



（抗战纪念馆再现鬼子凶残）

　　9月18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食堂为招揽生意，希望能吸引学生入堂吃饭，挂出了一个“9·18就要发”的横幅标语，当天一些师生觉得此种宣传十分不当，希望食堂有关人员摘下横幅，并做出一个书面解释。食堂相关人员当时态度强硬，拒绝了师生们的要求，这激起了师生们的强烈不满，一些同学以贴大字报、发传单的形式表示强烈抗议。后在大多数师生的强烈抗议下，食堂方面终于将横幅摘了下来，暂缓开业，并在校园网上公开发表了“关于五食堂开业宣传失当的道歉声明”。

　　近年来，发现日军侵华铁证的消息越来越多，“勿忘国耻”的呼吁日渐增多。不过，“忘却”的力量似乎依旧存在。观看抗战电影《紫日》时，面对中国老百姓被当成活靶子刺杀的镜头，一些小学生居然拍掌大笑——这样触目惊心的场面，我们显然并不陌生。

　　佛山恒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汽车贸易的公司，9月18这一天，该公司经营的某品牌汽车专卖店开业。在开业的当日，公司在佛山、南海两地的媒体上做了一则“9·18是一个开心的日子”的广告。广告刊出后，被佛山一位辜先生以“家仇”、“国恨”为由向法院递上民事诉状。“9·18是国耻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日子，可他们却拿‘9·18’做文章，在感情上，我们难以接受。”不少网友表示。

　　全国舆论认为，把“9·18”当成“好日子”，是一种盲目无知与违法行为的表现。《广告法》第七条规定：“广告内容应当有利于身心健康，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广告不得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有评论说，一些商家发布缺乏起码法制意识的广告词，是对中国老百姓感情的一种侮辱和伤害，更会给当年遭受日寇的铁蹄和刺刀下的践踏的幸存者造成心理上的创伤。

　　另外，一些人士也认为，这样的缺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广告词，也弱化了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仇恨。这些把“9·18”当成“好日子”的人，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严重缺失。

　　在一些人眼里，只要能找到一个噱头，争夺更多眼球进而争夺更多商业利益，哪里还管它是国耻日还是国难日。“9·18”是一个国耻纪念日，那个日子，已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远疼痛的烙印，它让国人想起的应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些让人扼腕沉痛的往事时时告诫中国人民不忘国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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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限制警察滥用权力

　　有人说，
长期以来，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倒置：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存在，不是以身份证、暂住证为前提的，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的存在，才有了整个权力制度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存在的理由，不需要论证，更不需要证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个别警察可以随意走近在街上正常行走的公民，在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让他出示证件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此时此刻，一个生命存在的理由及其合法性，完全有赖于一张小小的卡片。如果恰巧没有这张卡片，那么，一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就很可能受到限制和威胁。2003年5月“孙志刚之死”经媒体曝光后，少数警察滥用权力，成为“非典”之外人们最为关注的事件和话题。

　　“应该管管警察对权力的滥用了！”不少呼吁和评论如是说，警察权力的滥用在中国现实之中是一个常见的命题。众所周知，公安机关只是一个执法的行政部门，但目前在中国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司法功能，这些司法性质的权力也未受到有效的限制与制约。公安机关现有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等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活动，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自我授权、自己执行，没有纳入到中立的司法机关审查和控制的范围。

　　没有司法权的控制，行政权必将蜕化成为专横性的力量；失去司法机构的救济，所有公民权利最后都难以从书面权利变成有生命力的现实。

　　究竟该如何限制过度膨胀与极端滥用的警察权呢？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对公安机关过于庞大的行政管理职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将其主要职能严格界定为与治安管理和惩治刑事违法犯罪有关的行政职能，将户籍管理职能移交民政部门，将车管及交通管制职能移交交通部门，将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能移交检察机关。另一种声音认为，建构刚性的司法审查制度，将公安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有效遏制在行政这最后一道防线之内，将以行政诉讼法为后盾的司法审查制度作为一柄随时可能坠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警察是社会正义、安全和力量的代名词。他们以自己的工作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使老百姓获得宝贵的社会安全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惨重的牺牲——中国每年有500余名警察殉职，近万名警察受伤。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少评论认为，要从体制和源头上堵住少数警察滥用权力，还人民警察的清白名誉和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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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遏制教师兽行

　　10月底，陕西渭南中级人民法院对白水县一个贫困乡村的小学教师王福荣摧残幼女一案进行了审理，认为王福荣利用其教师身份，多次强行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又采用威胁等手段猥亵儿童，构成猥亵儿童罪。王的行为情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应予从严惩处。遂依法判决，王福荣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白水县公安局调查，王福荣从1987年以来，他利用教师身份，以检查作业和身体卫生为借口，先后在尧禾镇集贺小学、东武小学、放马小学等学校，以多种下流手段猥亵、强奸小学女生8人；2001年春季调到车庄村小学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在办公室、教室，以各种令人发指的卑劣方式，先后多次奸淫女生8人，这些学生都还只有8至14岁。

　　每年数起类似案件，让人倍感疑惑，教书育人的圣洁之地为何成了“狼窝”：今年8月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沈阳市苏家屯武镇营子村小学教师程世俊强奸、猥亵学生案进行了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日，程世俊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据调查，程世俊在2001年3月至2002年11月期间，以辅导批改作业为名，在教室对班级中的6名女学生进行多次猥亵、强奸。还有，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二道江乡中心校教师栗锋，在1998年8月至2002年8月期间，强奸、猥亵女学生19人，后被依法判处死刑……

　　天真无邪的孩子，祖国未来的花骨朵，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的禽兽教师摧残。一位儿童心理专家悲哀地说，在程世俊们一帮衣冠禽兽的淫威下，不少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们，实际上认可了自己的被支配地位，不管是在精神还是在肉体上，都已经沦落为他们的“性奴隶”。

　　原因何在？教育别人却疏忽对自己的再教育或一贯教育是其一。在不少学校，特别是山村里的小学，天高皇帝远，无人可约束，而可以参与的娱乐活动又特别缺乏，在加上自身的惰性和放任，不学习，不充电，不进步，长期形成的主观意图再加上对学生的绝对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发酵。

　　神话教师职业而使得人们只有信任没有防范是其二。有评论说，不断地对教师进行神化，却忽略了教师既可以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可以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尽管可以制定得尽善尽美，但是一旦由具体的个人去扮演去执行，就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没有制衡教师的有机管理制度是其三。现在，学校管理体制恰恰缺少一种监测和调控的程序，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严重失衡，导致了学生没有意识、更没有勇气发出质疑的声音，即便是在自己遭受凌辱之时或者之后。

　　有警醒的呼吁称，一再出现的“禽兽教师”告诉人们，不能让孩子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给老师，要大声地告诉孩子们有对老师说“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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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胆量挪用教育捐款

　　10月，广州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透露的一则消息，令众人瞠目结舌。该市市民响应政府号召，为“十大教育工程”所捐的7000多万元款，在7年之中，大部分被市教育基金会挪作他用了。

　　报告反映，截止到2001年底，该基金会在外营运资金达17936万元，由于选择投资对象和项目决策失当，导致其中的15314万元（大部分已逾期5年以上）投资本息至今无法收回。按合同利息计算，这部分难以收回的在外营运资金应收未收利息为5722万元。此外，为取得更高利息收入，该会在1999年和2000年已出现增值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兑现发放教师终身教育奖而向市教育局借用财政性资金840万元。

　　广州市教育基金会是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按照有关法定程序于1989年1月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其章程言明，基金会以振兴广州教育为宗旨，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建设。广州从1989年就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捐款会被他们信任的人挪用，而使得基金会变成空壳。

　　审计报告反映出来的严重情况，引起了不少与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的重视。他们纷纷指出，教育基金是社会各界为发展广州教育而捐赠的，如此被挪用，以后还有谁会捐钱？

　　随着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有一定能力关注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也舍得拿出一部分捐助给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似乎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涨过。然而，一些地方违背捐助人的意愿，欺骗社会公德和善意，随意挪用教育捐款，一再刺激和打击捐赠者的积极性：

　　今年6月，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岳西县古方乡政府通过安庆市烟草专卖局，以兴建乡希望小学的名义，获得了蚌埠卷烟厂30万元捐款。但乡政府得到捐款后，既没有建学校，也没有投入教育，改善办学条件，而是用于乡镇干部工资发放，进了个人腰包。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捐款绝不允许挪作他用。

　　怎样让教育捐助发挥应有的作用？有评论建议，建立社会捐助资金的监督制度，呼唤公开透明的管理规范，甚至请捐赠者自己参与监督管理，要求基金会定期报告基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也要求政府和社会审计机构依法实行审计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众的公益性捐款不被挪用，确保受捐助人真正受益，使得社会的良善和公众的爱心同财富一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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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导演了千万“少年浪子”的人生悲剧

　　元月17日，在广(州)清(远)高速公路朝阳路段，交警发现3男4女共7个孩子开着一辆无牌农用车流浪卖艺谋生。该流浪儿杂技团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5岁，“司机”也只有15岁。这7名孩子中，有两人识字，其他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不过，他们却是跨越了十数省市的“老江湖”。

　　据了解，这群孩子均是河南省兰考县人。去年1月，他们16个小孩组建了“河南东方杂技团”，开着两辆载重量为0.4吨的农用车外出卖艺谋生。8月，杂技团发生一起车祸，9人受伤，不得不“兵分两路”，受伤的成员已经返乡，另6个孩子继续流浪。到广州之前，他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达到法定入学年龄、不在学、无职业的闲散未成年“少年浪子”至少有约1000万。这其中，既有单枪匹马的流浪儿，也有结伙搭伴的小团队：

　　流浪儿刘奇是1998年4月由一个流浪老人送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的。当时他只知道自己叫刘奇，家在吉林珲春，四、五岁时后妈生了弟弟，家里人都不喜欢他，就跑出来，一直要饭，曾多次被收容。派出所留下了刘奇，腾出一张床，带他去治病，一住就到了现在。

　　2002年4月，沈阳市和平区南站公安派出所逮到3名欲偷自行车的“少年丐帮成员”。经讯问，3个少年交待了几起盗窃案、分别是与谁干的。警方一次就抓了24个“小盲流”，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其中还有一个15岁的女孩，他们多数已流浪多年。从前他们以捡拾垃圾为生，维持温饱，结成团伙后，开始疯狂偷盗自行车，两个月间就偷了上百辆高档自行车。

　　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闲散未成年人的形成有四大原因：一是多数有学业“失败”的经历。二是多数有多年的行为不良习性。三是择友时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四是犯罪前多数已处于家庭、学校、社会监管无力的状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有重大责任，都是幕后的导演。”中华全国妇联全国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新欣认为，“少年浪子”很容易成为“社会垃圾”，如不好好教育，他们甚至会走上犯罪这条道路。

　　“就各个城市都普遍存在的流浪儿童来说，我们有一部分的儿童权利没有得到保护，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佟丽华表示，为防止更多不幸的孩子流落社会，应该尽快建立一种“预警”制度，让最熟悉各个家庭情况的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建立一套儿童保护档案，对家庭状况进行有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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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民众的声音不当回事

　　9月5日20时30分左右，黄河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大河湾段堤防决口宽15米。经过当地军民4昼夜的连续奋战，决口处于9月9日4时30分合龙。此次黄河决口有13个自然村受灾，受灾人口6000多人，数千间房屋倒塌。

　　据悉，此次决口除黄河来水量增大、水位超过设计标准等客观原因外，还有不可推卸的人为责任，对于不止一人提醒过决口处是危险工段这样一个重要的“警讯”，竟无人理睬。

　　71岁的羊倌张成万老人经常在黄河大堤边放羊。9月5日，也就是决口的当天早上，他到了大坝上，当时坝上聚有20来个村民，有辆防汛指挥车过来停到他们身边。“我告诉坐防汛车来的旗水务局副局长王万良，这个地方最危险，因为这个地方是一次担土垒成的大坝，土虚不结实，应该重点防护。可王局长听完什么话也没说，瞅了我一眼就上车走了。”张成万说。村民吴三来也证实张老汉曾提醒过从防汛车下来的领导，老汉说了很多，这位领导也没有搭话，不一会儿就坐车走了。

　　不仅如此，护堤员两年前向领导反映过问题也没人重视。从1986年就开始当护堤员的张二挨是防汛部门雇佣的工作人员，他也知道他看护的这段坝是新坝，土质差、植被少、任务重。他说，前两年他向领导提过这段堤危险，但从没有引起过重视，后来就懒得说了。　　

　　党和政府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但群众自己发现了安全隐患，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只能说明相关领导没有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据悉，在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之前，也曾有群众三番五次给有关部门写信，陈述自己发现的不良征兆，只可惜没能得到采纳，只好看着悲剧发生而无可奈何。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真心实意做群众的“小学生”，本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取得胜利的源泉，更是新形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的基本途径。群众眼晴是雪亮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最基层，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还存在哪些漏洞和问题，他们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刻。但事实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群众的呼声总是显得那么微弱。

　　有评论说，要使干部能真心实意地倾听群众心声，关键要解决机制问题。一些人之所以只听领导的话，不听群众的话，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荣辱浮沉基本上是由少数领导决定的。这种现状不改变，即使处理了个别不听“倌”话而只听“官”话的人，只怕今后还是难免这种不该出现的“决口”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