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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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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2-30 12:46: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那么,就今天的台湾危机来看,中国可算是患了睾丸癌了。然而,接下来我所说的,未必是你想听的。

2.中华之病我曾经大言不惭的评价过史可法。也许是是因为“扬州十日”过分的惨烈,也许是因为对满清的指责太多,已经不够新鲜,也许是因为现在流行指责受害者的过分顽强。但是我固执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仍然坚持认为史可法不如自杀献城,既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扬州七十万的百姓。可是当我想到唐朝安史之乱的张巡时,不由得汗湿重衣。我突然觉得自己对史可法的把握,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自信了,对自己判断历史的基本观点,也开始动摇。

新唐书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中提到:〔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瘦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人吃人,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恐怖和阴森,更是怎样的惨绝人寰。

睢阳对唐朝却如此的具有重要意义。清代的王夫之说,“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他得出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但是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

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留芳,那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张巡坚守睢阳,打乱了安禄山的战略部署,保全了唐王朝的实力,使唐王朝有了喘息的机会,为唐王朝的积蓄实力和东山再起作了重要的贡献,之后郭子仪能够平定安史之乱,唐王朝能够复兴,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张巡的坚守睢阳。

我开始犹豫,为什么我可以轻易的给史可法下结论,却不敢面对张巡。难道是成王败寇的观念在作祟?

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做出一定的牺牲是否是必要的呢?

日本侵华的时候,南京大屠杀,30万百姓。那是何等的血腥和惨烈。然而,我们难道应该为了不遭遇这样的劫难而放弃努力,难道我们要因为打不过日本而丝毫不抵抗,难道我们要因为害怕屠城的报复而让敌人长驱直入?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的最终胜利,牺牲就变得有价值,难道那些失败的牺牲,就毫无价值,并且要受人唾弃?

就算知道历史,如果我是史可法,或者又是张巡,我会坚守吗?

到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资格指责史可法。他们毫不犹豫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结果都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却还在犹豫。

我想起了战国时期赵国的李牧。他所面对的秦军明明势不可挡,他几乎是靠自己天才的战术能力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赵国国内,清清楚楚就是昏君、奸臣当道,不但不能帮忙,反而还在拖后腿。李牧到底在坚持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斗?他为什么不选择率众投降?以他的军事能力,为什么不选择谋反叛乱,反而最后还要任人宰割,死于自己拼命维护的国家之手?

宋朝时期,后唐的“十四万军齐解甲”,只是被历史讥笑为“更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人给予“善”的评价。

我想起了岳飞、袁崇焕,他们为什么要为那么无能的君主效命,他们难道不知道敌国的君主更有器量吗?他们都很愚蠢吗?他们都是愚忠吗?

康乾盛世的表面繁华下,掩藏了多少“文字狱”的血腥和杀戮,这些还会有谁能记得。但是方孝孺被诛十族的义烈不屈,却使朱棣永远逃不了一个“篡”字,他这样做值得吗?

难道中华千年的文明传承的英雄都是傻子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到底是谁错了?

我不明白。

难道是我们中国病了吗?

我们的中华精神、我们的民族魂魄,为什么总是要置于这样尴尬的畏难局面。

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够一直做到象强汉、盛唐一样,傲视天下,凛然不可侵犯。

我们中国偏偏还不能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反而热衷于自相残杀,自溃长城,屡屡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

单说清朝末年,饱受欺凌。好不容易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以为祸根没了,中国却迫不及待的进入了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原来各派势力推翻清朝也是没安好心,也不过是图私利罢了。

这种做法自然是引狼入室,自取其辱。很快,日本人就开始让中国明白这种短视、愚蠢的后果。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主义不能够做到强国于前,御敌于后,却总是做这些徒劳、近乎自杀的绝望行为呢?

中国的确是有病。

那么,中国的病出在哪里呢?

战国时期的赵国,赵武灵王曾经胡服骑射,改革兵制,从此骑兵代替了战车正式登上中国军事史的舞台,赵国也强盛一时。赵国更是名将、名臣辈出,廉颇、赵奢、李牧,这些都是天下名将,文臣也有蔺相如。

赵国为什么强盛,就是因为危机感,有忧患意识。

赵国之强,在于接壤外族,与匈奴对峙多年,深受其害,所以能够学习敌人的长处,正是因为长期的与外敌对抗,所以赵国能够成长起自己的名将。若是一味惧之退让,岂能有此成就?

战国七雄的时候,都是春秋时期淘汰了几十个国家的最后幸存者,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根本就无法生存下来。

但是当秦国强大的时候,六国却发生了变化。

六国胜秦之计,唯有联横。“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这就是胜过秦国的唯一机会。连同所有弱小势力,合力讨之。可是六国最终选择了“逡巡遁逃而不敢进”,以及“争割地而赂秦”,为避免失败,为避免实力损失,为了求得表面上的和平和安宁,不思进取,只求苟安,这就是六国失败的原因。

如果赵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且认识到非李牧不能克制强秦,不能敌强秦则赵国必亡,岂能不用名将而自取灭亡?事实上赵国的灭亡,对赵国的君臣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当一个国家意识到只有民主和科学能强国,甚至说,只有民主和科学能不亡国,这个国家就自然会倾向民主和科学的努力。

我们不变的宗旨是:我们希望中国强盛如美国,却绝对不愿中国变成美国一个州。

3.友邦惊诧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的这类“友邦惊诧”言论实在听得太多了,没想到我们的民运人士倒还当了真。九一一事件,中国曾经发出过对美国霸权的一些谴责之声,可是我们的民运人士就开始震惊,就开始愤怒,开始虔诚的说“今夜,我们是美国人”,开始痛心地说“丧钟为谁而鸣”,在他们看来,结果不外乎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友邦一惊诧,我们的民运人士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台湾独立了,中国倒更像一个国了。好像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杀了我们的飞行员,我们还笑脸相送,中国倒更像一个国了。好像兰德战略提出的将中国分裂,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让中国永远不得翻身,中国倒更像一个国了。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韬光养晦啊,韬光养晦。不错,中国是应该韬光养晦。但是那应该是整个国家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而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歌舞升平,更不是任人宰割,还要满怀欢喜的感激。

去年在网上曾经盛传过一篇“倒看近代史”,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雨果。

说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雨果斥骂法国是强盗,替中国说了公平话。但是啊,法国作家骂自己的国家为强盗,而又被这“强盗”所容,这是就是胸怀博大的民族,并且能够证明当时的法国强于我们的不仅是军事与科学,还是她的制度。作者认为那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法国,是一个产生雨果的法国,作者认为雨果的愤怒之言实际上是在宣传法兰西,是替法国说话。

这就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

法国是个胸怀博大的国家和民族,可是胸怀博大一点也没体现到中国身上啊。法国固然是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可是一点也没妨碍法国对中国的侵略啊。这样的牵强附会。居然说骂法国是强盗,还是在替法国说话,大概雨果九泉之下也是死不瞑目。

为什么会有这样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现代国家的本质正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

现在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雨果会批评法国是强盗,法国本身做的就是强盗的事情嘛。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没有什么可否认的。但是法国为什么不惜背上强盗的恶名还要坚持这样做呢?

一言以蔽之,国家利益。

西方国家拥有的财富和富裕生活,正是来源于他们掠夺中国的财富。正是强盗一般掠夺的这些财富,能够使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福利保障体系,能够使他们的失业者和流浪汉不至于生活窘迫,能够保证他们供养一批像雨果这样有良心的人。

所以法国政府可以做强盗的事情而无愧于他的国民。鸦片贸易又是另外一个民主国家的强盗行为了。英国甚至不惜为此发动鸦片战争,这难道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行为?民主国家的确能有正义的声音。

当时的格莱斯顿在英国下院发言反对发动鸦片战争,他说“我不能断言这次战争会打多久。但有一点我可以断定,我不知道而且也从未听说过曾经有过一次比这次起因更不正义、在其进行中更会使我们英国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

但是有良心的毕竟是少数,所以鸦片战争案能够以271票对262票通过。

那个时候的中国,对西方列强有过什么威胁,更谈得上什么罪过?

究其原因,不过是利益使然耳。

据统计,1800至1839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四十六万箱,价值三亿五千万两白银。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两百九十多万箱,价值二十一亿九千多两白银。

从中英南京条约的鸦片战争赔款,到后来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赔款,仅仅五项主要条约赔款,连本带息共计十六多亿两白银。这些赔款远远超过了中国的财政收入,清朝只好以高息向西方借贷赔偿,甚至将海关和财政征税权抵押给外国。

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于1843年签订了第一个关税协定,剥夺了中国制订海关税率的经济主权,规定将中国征收的进出口海关税率,比原来降低58%至85%。

1844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美国提出了臭名昭箸的“利益均沾”原则,要求将降低关税适用于一切西方列强国家外国企业和进口商品享有种种优惠待遇,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则全部压给中国企业,中国商人被迫“逢关抽税、遇卡抽厘”。这个时候的民族产业根本无力救国。

据有关史料计算,从1895至1911年间,中国蒙受了关税损失69亿多两白银,从1917年至1927年,损失关税收入高达109多亿银元。

鸦片战争前后,旧中国虽然落后但仍拥有巨大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没有能转化为中国的现代工业资本,反而成为了西方列强的现代工业资本。

中国要走民主强国的路,能不先消灭这些强盗吗?

再来看看中国周边叫嚣“中国威胁”的“友邦”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北方的俄罗斯。

1850年以后,趁中国清朝衰微,武力侵略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一带,甚至拿索伦人当食物;尼古拉耶夫攻占庙街,残酷杀害当地的赫哲族和鄂温克族居民,制造庙街惨案,并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同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抢占了黑龙江流域的10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的大片领土。这片领土内居住的赫哲族被屠戮殆尽,结雅河的鄂伦春族被迫迁入大兴安岭,女真族被迫迁入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最后俄罗斯移民成了当地的主体民族。

清朝末年,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因为已经被汉人屯垦多年,故在瑷珲条约中特别声明保留为中国领土,成为中国在黑龙江北唯一的领土。清末时俄人违约将该地汉族、鄂伦春族居民赶进黑龙江淹死或杀死,此为海兰泡惨案。

江东64屯的被侵占,历经清朝、袁世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权均拒绝承认,并坚持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趁火打劫,占领东北全境,实行殖民统治。1905年日本击败沙俄,夺取库页岛南段、千岛群岛南部和海参崴并控制吉林和辽宁。再后来黑龙江以南进入张作霖时期,黑龙江以北1917年远东共和国成立,日本控制整个千岛群岛。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与苏联在黑龙江相对峙。苏联将远东的汉族赶走或杀死,将远东的朝鲜族强行迁到中亚。1945年,苏联从日本手中重新夺取库页岛南部和海参崴,并占领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北方四岛)。

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照顾有加,我们更是感恩戴德,不敢或忘。

再来看看东边的日本。中国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数年的国民收入,日本之所以将大多用于发展钢铁重工业和军火生产,乃是尝到甜头继续扩军备战侵略中国。对外侵略史就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迹史,这也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所在。

在清朝末年,日本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力量不能不说友善。日本曾经庇护过康有为,孙中山等进步力量。同盟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当时东渡日本留学的革命人士很多,赫赫有名的有康有为、秋瑾,孙中山、郭沫若、鲁迅、董必武、宋教仁、黄兴、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继、陈其美、戴季陶,如此等等,这些很多都是中国辛亥革命力量的中坚。他们在日本学习,信任日本。回忆历史,觉得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革命中坚们好像没有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也没见谁能大声呼吁“警惕日本”之类的话。直到日本彻底暴露豺狼的本性,中国才被迫面临一场深重而巨大的灾难。

 楼主| 发表于 2003-12-30 12:46:55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复述了吧。

可是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而今天日本却以怨报德。

不知道中国的民运人士怎样看待中国的近代史,中国固然是自己积弱至深,但是西方列强也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吧。去好好温习一下中国的近代史,有助于头脑清醒。

南边的印度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东方的英雄——圣雄甘地。他曾经对印度的人民说,“不要认为我所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就是意味着不杀人,不打人;我认为我们要超越这一点。英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现在做的,只是在说服我们的朋友去做正确的事情。当我们的朋友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友好地说‘再见’”。

甘地值得我们钦佩,印度也成功的做到了赶走英国人。然而也没有多久,印度自以为强大,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头脑发热起来了。中印边界分东、中、西三段,全长2000公里,虽未正式划定,但存在着一条双方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51年,印度军队越过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此后,印军侵占了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兼则马尼,中段和西段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和拉不底以及巴里斯等地区。

195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2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在其无理要求遭中国政府拒绝后,便推行“前进政策”,继续蚕食中国领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印度政府视中国军队的忍让为软弱可欺,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军队大肆蚕食中国领土,至9月份,仅在西段中国境内就设立了43个侵略据点。1962年9月20日,命令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向克节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10月10日,向东段的中国尺冬哨所攻击。印度向中印边境集结重兵,在东段,部署了1.6万余人兵力;在西段,印军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10月20日,印军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中国被迫发动了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战。历时1个月,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共毙、俘印军8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物资。11月21日,在中国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主动全线停火、后撤,这一宽宏大量的举动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绝无仅有。12月1日至1 963年3月1日,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后,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政府交还了缴获的大批装备,释放了3900名被俘官兵。

中国南边另外一个小国越南又是怎么做的呢?

60到70年代间,美国侵入越南。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越南几乎无法支持下去,就在此生死存亡之间,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向越南提供了包括人力、物力的援助。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把所能提供的都送往越南,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在某一段时间里,中越之间是“同志加兄弟”。在援助越南抗击西方的战争中,从中国来的经费有多少呢?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有记载:邓小平告诉了76年访华时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然而越南还真以为自己的军事强国,他的野心慢慢开始膨胀。但1973年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继侵占我国南海中一些岛屿之后,又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重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并大肆迫害、驱逐越南南北方华侨和华裔越南人20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越军在边境制造的挑畔事件,1974年121起,1975年439次,1976年986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0起,被打伤死边防军民200多人。1978年夏天,越南共产党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新的作战对象”,并叫嚣打败中国。

1979年2月8日—12日短短5天里,越军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30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34人。

1979年2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接连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员,枪击中国列车,制造新的严重流血事件。

2月17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为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经过28天的作战,连续攻克了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军事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共击毙37300多名越军,俘敌2 200多名。

3月4日,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谅山,此间仅距河内130公里,通往河内已无任何险隘。可是中国没有乘胜进军河内。

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在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然而,就在3月5日,与中国方面发布撤军令的同时,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45岁,女性18—35岁,符合条件的全部公民,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即后,越方再次占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公然修筑军事设施,重新燃起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迫使中国再次拿起正义之剑,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卫反击战争。我边防军先后在云南、广西的法卡山、扣林山、老山等地,多次打退越军的侵犯。

面临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这样的“友邦”之国,面对美国核武器瞄准和台海问题上的虎视眈眈,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增加军费开支,根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难道还能说,这些“中国威胁论”不是“友邦惊诧论”吗。

什么是正义,实力就是正义。中国对外的示好、援助、牺牲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恶意、是攻击、是嘲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只有保证自己强大的军力,才能够谈得上永远的和平。

纵观中国近代史,就是屈辱和血泪的历史,造成中国悲惨局面的,正是世界上的这些强盗。而今天中国能够以独立、自强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与整个民族坚强不屈,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的确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我们的态度是积极乐观和自信的。

然而到了今天,很多人竟然忘了血的教训,难道还要让我们的后人再付出惨重的代价,为我们今天的愚蠢扼腕叹息吗?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

我们并不会在国家利益上指责这些侵略过中国的这些国家,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利益,至少他们的动机是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我们的国家利益,当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他们的国家利益冲突时,我们必然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别的国家不会为中国利益着想,这根本就是常识。我们也不会奢望别的国家能真正为中国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国家利益。所以强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我们自己。

一句话: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

中国的病根,还是在自己。

这也就是我强调台海绝不使用核武器的原因。

古来勇者,气勇者怒而面青;血勇者怒而面红;骨勇者怒而面白;神勇者,怒而面不改色。若中国之怒,必然如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怀怒未发,休?降于天。中国之怒,正如荆轲之刺秦王,图穷方能匕现。不动声色,不畏权势。岂是随时能拿出来威胁别人的?

中国使用核武器,必将是宁为玉碎的怒吼,必将是从容不迫的视死如归,岂可用于兄弟相残?

4.绝处之生癌症就是绝症,没得绝对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谁也不能说得了癌症就一定会死。心理学家说,癌症病患者一般会有以下几个心理历程。

第一阶段,特点是惊愕。一般人听到医生的诊断证实是癌,第一个感觉、感受就是惊愕,像一个炸弹在面前爆炸,那声音、光度、冲击力,令整个人都麻木了,不知道痛,不知道慌张,也未能估计、来不及估计自己受伤有多重,事实上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受了伤,只知道炸弹爆炸了而不知生死。

第二阶段,特点是“希望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一个逃避现实、否认事实、质疑病情的阶段。一病人这样描述:也不知道过了几天,我的思想、脑筋才仿佛慢慢苏醒,这时病人就想,这肯定是误诊,肯定是医生搞错了,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向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这次稍微有点便血而已,医生就说是肠癌,真是太儿戏了。病人这时心中所想的多是不能接受,不能相信,不能正视现实,他们会反复地想及自己的病状,想尽各种借口、各种解释来找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证明自己并未患上癌症,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做梦一样,并且也希望这真的是在做梦。

第三阶段,其特点是“愤怒”。这时病人已经清醒,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了,种种症状种种事实,活生生地摆在自己的面前,不由自己不相信,但这时的感觉不是不幸,而是愤怒:为什么是我?何必偏偏选中我?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诸如此类。病人往往感觉自己从未做过亏心事,一切都是循规蹈矩,前途本来是一片光明,而突然而至的癌魔,把自己的一切都要夺去了,破坏了,病人此时最大的心情就是愤怒,埋怨这个世界竟是如此地不公。

第四阶段,是一个幻想转机突现的阶段。病人继愤怒而来的,是幻想着自己肯定会突然转机。以前吸烟太多,得了肺癌,从今以后,要戒烟,戒烟以后,病情一定会减轻,说不定不用做手术,吃点药便行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工作过劳所致,以前为了工作太不要命了,只要改变自己,一切放松,那就行了;现代人的食物太人工化了,也太精细,只要吃天然食品,不吃肉类,同时经常服用一些维生素……,此时,病人总希望这癌症像发烧感冒一样,平平常常,打几次针就能治好。

第五阶段,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接受事实真相的阶段。病人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也肯接受现实。一方面,面对恶疾带来的一切,他要想办法如何应付,如何减少损失,如何为自己的将来、为自己的家人打算,并且晓得自己要向前看,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重建自己;另一方面,也有为数不少的患者出于种种考虑拒绝治疗。总之,这一阶段的结果,要么是振奋精神与癌魔做斗争,要么就是从此真的一蹶不振,拒绝治疗。这一阶段比较复杂,有时病人会在“抗癌”与“绝望”之间反复交替徘徊。

我们都能明白,只有那些能够坚强、乐观、勇敢面对癌症的人才有可能战胜癌症。

假如说,中国现在就是得了癌症,你愿意相信吗?假如你相信,你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是不承认?是逃避?是愤怒?是绝望?是幻想?还是正视?

得了癌症的人,开始总是震惊,总是不相信。这倒也很正常,一个国家如果真正到了每个国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只怕这个国家的危机也很严重了。就像人一样,直到哪个器官不舒服,上医院看出病来,才知道那个器官的重要性,只是知道的时候已经颇为严重了。

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你的态度。

你是否在逃避现实、否认事实,沉迷于震惊之中无法自拔?你是否很愤怒,觉得上天很不公平,所以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你是否不能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处境艰难,通过叫嚣来掩饰自己的无助,就是为了自欺欺人?你是否干脆绝望,从此放弃一切努力,活一天是一天,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坐着等死?我们都能知道正确的做法,可是我们能真正去坚持做吗?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是功利主义无法理解的斗争。可是有很多人做到了,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当他们决定勇敢的面对癌症的时候,他们就是胜利者,他们这种顽强的精神就值得我们钦佩。

人,总要有一点精神。

5.危邦不入近日读了一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文章,意思是劝海外的华人不用回国了。

文章开头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居然是这个意思,总算是领教了。

嘿嘿,原来孔子一直以来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就是这个德性,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还的确是个奇迹。

想必林则徐听了这句话,只怕羞也要羞死了。林则徐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驱避之?看来真是不知好歹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的考虑出发,做出某些决定未可厚非。出国淘金,加入外国国籍,宣誓效忠别的国家,甚至跑出去再回来一边赚中国人的钱一边还大骂中国人无能,遇上国家困难的时候逃到外国去说风凉话,这些都可以理解,我也无意指责。

只是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不需要不能同中国共患难的人。幸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想,不然在备受西方列强凌辱的清朝末年,不然在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侵华时候,中国早就灭亡了,哪还能有今天。但愿那些人能信守自己的诺言,效忠他的新国家,在他的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不至于又一次的弃船逃跑。当然,在中国强大的时候,我们欢迎他再回来投资,甚至再加入中国国籍。

中国不会因为这样的人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人而兴盛。

中国在鸦片战争开始那一百多年里,整个国家形势的险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远胜于今天。那可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的确是“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中国终于挺过来了这段最惨痛的时期,那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代的前赴后继牺牲的结果。(所以今天有这么多人能够有条件出国,在国外也还算能够扬眉吐气。)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空谈、辱骂、逃避对中国没有任何帮助。

中国的强盛需要每个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更艰难的局面中国都能够英勇的面对,今天的困难我们一样能够克服。

因为对中国的关心才去了解中国,但是因为了解到恶劣的情况而放弃,这不是舍本逐末,有悖初衷吗?

我想起了日本的织田信长。

在桶狭间之战前夜,织田信长边歌边舞:

……

人生五十年,轮转变化中,短促如梦幻。天地之万物,无有不死灭。那是何等的视死如归。

我又想起了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为什么要留下来,毅然受死?他是绝望了吗?他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何尝不是以死相拼的冷静、豪迈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啊。中国是什么?中国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中国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文明,是我们的今天,是我们的将来。

有一个“热心”的人写过一篇“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颇有说服力。姑且不论文章是否属实,但是我们很清楚,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是“危邦”,并且都抱着“危邦不入”的态度,那中国想不崩溃也难。

假如中国真会有崩溃的趋势,我们所做的难道不应该是尽力阻止事态的恶劣吗?

难道应该是忍心的置之不理,还在边上冷嘲热讽看热闹?

难道以为自己真的上了诺亚方舟,就安全了,就可以笑看风云了?

假如父亲做生意面临破产,难道放弃了自己的姓,搬出自己的家,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就会没事了?是啊,的确是省了很多事情,很聪明的摆脱了债务嘛。

然而事实上,怎么可能断得了。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宿命,是血管里流的血,是骨子的灵魂,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根,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今天的中国,比起清朝末年来,真是富裕和强盛多了,但是我看,中国人的骨气和斗气,反而远不如那个时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确乎!

能到海外去的,应该都算是中国的精英了吧,竟然还流行这样的论调,真是悲哀,比起秋瑾、孙中山那一代海外求学救国的人来,真是差远了。

现在有哪个中国人能自豪地说,自己能无愧于中国,无愧于中国的历史,无愧于中国的文化,无愧于中国的今天,无愧于中国的将来?

我们嘲笑义和团,我们痛恨法西斯。因为义和团愚昧,法西斯专制、狂妄。但是他们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强国的热情和执著,有着强国的牺牲精神。

这些,我们有吗?

我们比他们能强在哪里?

我们不愚昧,我们更不狂妄,我们不会受骗上当。但是我们却什么也不做,我们说“危邦不入”。是不是自私了一点儿呢?

也许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一句:一个国家要有什么样的人,才不会灭亡?我是这样的人吗?

6.尾声中国有些贪赃枉法,无药可就的人,那是不用骂的,只需要给他们准备棺材就可以了。

得了癌症,有些东西始终是要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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